一、
「我现在一看到电视上说 PM 2.5 治理的事，就想起当时人家美国使馆公布北京空气质量的时候，咱们政府还表示强烈抗议来着。」爸爸对我说。我在家陪爸妈过元旦的时候正好西安的雾霾指数冲上 500，爸爸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已经动了和妈妈索性搬家到海南的念头。
爸爸是个老党员，像这样对政府吐槽是很少见的事。他并不算太左，不喜欢文革，不反美，不迷恋毛主席，也谈不上多么热爱这个体制，只是他一般来说会习惯把当局的做法往好的方面去想。「政府也有难处，」他喜欢这么说，「很多事情上面也没办法啊。」
小时候——当我自己刚刚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我觉得他保守得一塌糊涂。在我看来，任何给体制以高居于个人之上的地位的观念都是十足地愚蠢，或者至少是不道德的。「你也有你看不惯的事情，你也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坏的，为什么一旦评判标准变成了政府，你就变得这么宽容了？」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么问他。
后来我不再这么问了。时代在变，我和他的想法也都在变。他的信息来源从曾经只有新闻联播，到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去看联合早报。而我也渐渐开始理解，世界上的问题，特别是和政治有关的问题，并不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可言。再说当我们谈论政府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的概念其实也未必是同一回事。对我来说，一个不尊重宪法的政府就算是是一个糟糕的政府，而对他来说，一个不强迫他去新疆边陲的村庄里插队的政府已经做得挺好了。
归根结底，他是个已经退休在家的老人，更在意的是如何身体健康地安度晚年。日历翻页了，他从新疆回到了西安，我从西安来到了纽约，而政府也已经开始每天公布雾霾指数并且信誓旦旦要把环境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务实对待了。都过去了，不是么？
二、
这个周末，滕彪在纽约做了一场讲演。听众里不乏大牌人物，但更多的是像我一样的普通年轻人。我无从判断大多数听众的政治立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滕和他所代表的理念的拥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会来听这个演讲未必是因为支持他的活动，而更多的只是对他本人的好奇而已。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是一次极端失败的演讲，令我大失所望。这一点事实上在他开始演讲的十分钟之内就显著无疑了：我可以正确猜到他要说的每一句话，在每个话题上要表达的立场，对每一桩事件的评论，因而我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坐在那里。在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演里，没有对社会矛盾的任何细致分析和讨论，没有提供一丝新的知识和洞见，没有提及他在自己被体制从亲近到疏远的过程中的丝毫心理波折（尽管我相信他事实上是有的），在他的口中，中国问题是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只有结论，无需论证。这样一个内容体系搭配上他糟糕的演讲技巧和落伍蹩脚的笑话，让我坐在现场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荒谬感。如果政府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为什么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就为了表达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如果一个听众本来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又为什么会在听了一个半小时的同义反复的宣讲之后，就转而信服这一点了呢？
我仍然敬佩滕做过的某些事，我也相信一个社会需要牛虻。但当我想起我去年年底回国时所见到的那些为了不那么形而上的原因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能断言他们眼中的中国和滕口中的那个中国一定截然不同。如果一个人是如此厌恶一个体制，念念不忘于它所做过的恶，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和这个体制共处，乃至支持和参与它，他会觉得推翻它乃是不言自明的神圣召唤。不幸的是，在不能对此感同身受的人们看来，他的热情与其说是壮烈，不如说是显得有些滑稽。
当他结束他的演讲时，他总结支撑自己一直坚持这一事业的原因说：「说实话，我觉得很好玩儿。和这个体制作斗争，是我干过的最好玩的事。」
我在台下忍不住想，他究竟是否理解，他觉得好玩的事在别人看来，也许一点也不好玩？
三、
就在去听演讲之前的那个中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午饭，席间无意谈起当年 google 退出中国的事。有人问：你们支持谁？大家说：当然支持政府。
我没说话。换了当年的我，也许会说我当然支持 google，现在我会觉得也许 google 留在中国更好，何况也没必要在饭桌上争论这种事。
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去原谅这个体制当年做过的事。无论我今天是否不再相信道德上的绝对主义，我还是无法赞同那些事。那是愚蠢的事，是我绝不愿自己去做，也不愿和做过它们并且理直气壮的人交朋友的那类事。我记得当年我对它的愤怒，今天我也许不愤怒了，但我理解当年的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这个体制只有反感和排斥，因为他们无法释怀于它的历史。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前景，即它一方面拒不反省和承认它犯过的错，一方面事实上（至少在某些方面）不再犯那些错，直到所有人都安然故去，而新的人开始过新的生活。他们不能容忍这番一床锦被遮盖的和解，这种没有纪念碑的进步，这只还悬在半空中，迟迟不落下来的靴子。
我相信有些事确实应当（事实上也会）被铭记，我也理解愤怒、屈辱和鄙视都需要宣泄和寄托。但我也开始逐渐觉得，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不是一幕有尾声的戏剧，道德上的盖棺论定也未必是继续前进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犬儒主义的一个委婉的包装，但我的确相信，同追求让历史宣判自己的正确和胜利相比，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事值得去做。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如果我的孩子会觉得爱国不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会由衷地为之感到高兴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