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缆车驶向 Trysil 雪山山峰的顶端，一路摇摇晃晃地上升，像是永远都到不了头。天空堆满了厚实的云，沉沉地压在雪上，分不清其间的界限，让空间失去了一个维度。天、雪、山、雾，融合成一片混沌的白色，吞没了远方缆车的轨道。要不是脚下零星有滑雪的人在雾中隐约穿梭来去，几乎无法相信自己仍然是在现实世界里。

这里是斯堪的纳维亚山脉的深处，上好的雪场星罗棋布。初春四月，世界上大多数雪场都已经关闭，但这里仍然还算是滑雪旺季，山上的积雪松软厚实。如果是一大早，趁雪场还没多少人的时候滑在仍然新鲜平整的雪道上，雪板割开雪面留下细碎支离的印迹，触感和声音都清晰可辨，实在让人心旷神怡。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山浓雾里滑雪，身前身后都是白茫茫一片不辨天地，看不清人也看不清路。但困难的部分不在于此，这里下山的路按照欧洲标准是红道，大致介于美国雪场的蓝道和黑道之间，一个陡坡接着一个陡坡。高手可以如鱼得水地呼啸而过，但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常常不得不在雪面上连续之字回转来控制速度。坡度越陡，就越是本能地要把重心向后撤，靠着外侧的那只雪板用力刹车。但这样反而更容易失去平衡，被自己创造出来的阻力扑倒在雪面上。就算勉强稳住了身形，也一定紧张窘迫地摇摇欲坠，一个长坡下来，浑身的肌肉都绷紧到酸痛了。

和许多类似的运动一样，滑雪的正确动作其实多少有点反直觉。转向的过程中重心不能落后，而要提前，在从一个弯向另一个弯过渡的时候，要向着下山的方向主动探出身体，带动雪板自然跟上。这和肌肉的本能反应正好相反，我也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但如果做到了，就会体会到那种和静止时完全不同的平衡感。重心仿佛要越出边界，但雪板反而会稳稳托着自己。身体一路俯冲微微摆荡，清冷湿润的空气划过脸颊，享受着高速带来的微微的失控感，像是自由翱翔在虚空里。庄子笔下写到姑射神人「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大概感觉也不过如此。

经历过那一刻的人都会了解，滑雪真的是会上瘾的。

二、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在儿童道上摔得一塌糊涂，后来索性大哭了起来。我觉得好委屈，为什么我完全学不会啊。」L 对我说。

L 是一个颜值耀眼，却在哈佛老老实实念历史学博士的姑娘。我上个月造访波士顿，坐在哈佛广场的一家阿拉伯咖啡店里和她聊天。我们谈起彼此滑雪的经历，我说我也有过类似的时候，在绿道上摔得精疲力竭，主要是心理上的挫败感最伤人。「我是不是就学不会这个啊！」那是最沮丧的一刻。

「有意思的是，不会的时候觉得好像人人都滑得比我好。但是学会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身体里什么东西咯嗒一下正确连接起来了似的。然后一旦学会了，就忽然发现很多人滑得好像都不如自己呢。」我说。

来波士顿是为了见几个朋友。几个人碰巧都是文科博士，在哈佛或者 MIT 念书，已经或者将要去学术界讨生活。聊天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围绕着学术圈的那些亘古不变的事，教职市场、导师关系、学科前途、流派不同导致的人事纷争、永远写不完的论文、还有似乎如影逐形地伴随着每个人的焦虑和抑郁。

我也曾经走在类似的路上，自然感同身受，但同时也多少觉得恍若隔世。几年前离开学术界进入大公司，如今同留在战场上的朋友们再聚首，有种松弛的陌生感。纽约当然也有几所不错的学校，可是在纽约的饭局上话题极少和学术有关。来到波士顿有点像是回到了校园里，而我意识到我并不真的怀念它。

但滑雪是个和学术毫无关系的话题。「你觉不觉得，滑雪和我们平时做的事情完全是相反的？」我对 L 说，「滑雪强迫我们用身体而不是用大脑来控制自己，身体要去主动对周遭的一切做出反应，去寻找运动中的平衡。思考和逻辑没有用，而且有时候反而碍事。」

「没错啊，我们平时的生活都太 intellectual 了。」L 说。

三、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以后会在学术界谋生，那听起来是最适合我的地方，我有才能，也爱好它。年少时我作为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并不真正开心，但我以为那是基于完全不相干的原因。做一个好学生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不是么？

回头望去，我忍不住惊异于我事实上在两种不同的力量的拉扯下前行了那么远。一方面，我对自己的才华所能胜任的事并无热情，另一方面，我又固执地相信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自己年少时真正隐隐羡慕的样子。音乐剧 Chicago 里有两句歌词：You can like the life you’re living. You can live the life you like. 这两件事都比听起来要难得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你为什么这么严肃？」在我的生命里有一个人曾经这样问过我。别人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严肃有时候会被别的词取代，紧张、uptight、holding back，但意思都差不多。我很久以来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评价，甚至觉得有些气恼。我哪里严肃了？

要真正意识到控制着自己的那些潜在的恐惧感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当它的根源事实上贯穿自己一生的时候。我一度如此担心自己不会被人接纳，以至于它对我来说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和默认的既定事实。今天的我其实早已不需要担心这一点，但它从未消失过。

一个永远活在他人潜在注视下的人，就像是一个试图在下坡每个转向的时候都紧张收束重心的滑雪者一样。他表现得体，但永远无法放松和自由地前进，更无法兴致盎然地投入。并且他时不时会狠狠摔上一跤，或早或晚。

滑雪让我了解到的最重要的事，是我当然不是个滑雪天才，但我也不必是。只要克服自己对自己的桎梏和保护，就能享受到滑雪真正的乐趣所在。每个曾经挑战过雪山的人都会了解，小心翼翼控制自己的执念不会带来安全，只会带来僵硬的身体和疲惫的心。总是害怕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姿势不够漂亮，是无法画出真正舒展的曲线的。要获得真正的平衡和自由，需要勇敢坚定地容许自己俯冲向前才行。

一个人并不需要在乎自己是否表现得出类拔萃惊艳夺目也可以被别人喜欢，进而坦然投入地享受生活。这听起来很显然，但我花了很久才开始懂得这个道理。

我仍然没法在一夜之间就消解掉所有的恐惧。但没关系，至少我已经学会滑雪了。

（然后我要开始学单板，嗯。）

一、

「下面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请大家自发组成四个小组，每组五个人。」导师说。

大家纷乱地起身，椅子哐啷地响。我们走到教室里空旷的一侧，大家彼此对望了片刻，都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我站在人群边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微微发烫，胸口发紧，心脏砰砰地跳动着。信不信由你，「大家自由分组」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

这里是一个在欧洲中部乡下为期两天的由公司内部组织的 leadership 培训工作坊。我对这种工作坊素来不太感冒，总觉得这种在导师的带领下被摆布着做各种各样号称培养某些人际关系技能的把戏像是对待小学生一样。即使在小学时我也不太乐意参加这类活动，何况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总是没法克制自己跳出那个环境冷眼旁观，然后问自己：这有什么意义？这为什么管用？这难道不是在蒙事么？总之很蠢。

但这个工作坊被很多同事盛赞，而且这里的导师们本身也都是公司里的资深工程师同事，不是从外面请来的专门做公司培训的那一类职业培训师。所以我还是来了。

一开始的热身活动很简单，大家介绍自己，随机发言，彼此熟悉。每个人都被标上了一种颜色，这是大家按照事先发下来的材料里的颜色性格分类法给自己选择的：

• 金色，推崇传统、清晰和可靠性，让人觉得安全。欣赏责任感和秩序，喜欢计划，喜欢列表。追求掌控感。
• 绿色，追求独立，喜欢抽象思考和科学的态度，乐于研究复杂的系统。根据信息而非感觉做判断。自我要求很高，追求不被控制的感觉。
• 蓝色，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容易感知他人的感受，有创意和想象力，会因为冲突而感受到压力，对批评和拒绝很敏感。追求被注视和被喜爱的感觉。
• 橙色，喜欢灵活性和趣味性，追求享受当下的生活，厌恶枯燥的事情。乐于动手，效率很高，有时过于冲动。希望被崇拜和被奖励。

听起来很像星座的简易版。我在选择颜色的时候想了很久，我和橙色的人很容易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我自己大概不是。我能理解有不少人会选金色，也知道这是离我最远的颜色。至于绿色和蓝色，我在中间游移不定，最后勉强选择了蓝色。

出乎我意料的是，整间屋子里只有三个人选了蓝色。绿色是最多的，其次是橙色和金色。我问导师，这样的分布是正常的么？

导师说，是的，至少在公司里每次活动，选择蓝色的工程师都是最少的，而绿色总是最多的。

这倒很有趣，我想。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会选择绿色，这确实是大多数工程师最自然的自我分类。但是蓝色的人比较少，是因为总的说来颜色分布就不平均，还是仅仅因为还是这样的人不太容易成为工程师？

无论如何，和我事先想象的不同，开场活动的气氛非常放松。这个工作坊的参与者虽然彼此素不相识，来自不同的国家，但终究是同一间公司的工程师同事，很容易建立天然的信任和亲切感。如果两天时间就这样闲聊过去，其实也挺不错的。

但我马上就被导师打断了幻想。「你们现在已经对彼此有个大概的了解了，请你们自己彼此挑选，组成四个小组吧。」导师说。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变得沉重的声音。这种挑选和被挑选的场合有的人能从容应对，但我不行。

这是从小积累起来的巨大心理阴影。在一个小伙伴们彼此打成一片的年纪里，我总是孤零零地站在边上的那一个。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记得这种感觉，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很难磨灭的记忆。不同的人面对的困境不同，有人是因为长相的因素，有的是家境或者生理条件特殊，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但结果终究殊途同归。如果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无论是念书还是争取老师父母的欢心，总是可以奋力去尝试。可是集体活动不一样，「别人不带你玩」，这是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单方面解决的困难。

而它的影响会在所有这些因素都消失不见的成年岁月里依旧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也许外在表现并不明显。一个小时候挨过饿的人长大后即使家财万贯，有时也还是难于彻底摆脱对饥馑的毫无理智的恐惧，别的心理需求也是这样。我长大成人，念书，出国，工作，有足够的自信面对生活中绝大多数问题，有背景各异的好朋友们，在公司和同事相处毫无压力，面对上百人即兴讲话也几乎从不怯场。但这件事不同。

会有人愿意和我一组么？

我站在人群边上，身体僵硬，手掌潮热。也许没人能看出什么异样，但我自己感觉的到。大家已经开始互相交谈了，我该做些什么呢？就这样等着，还是直接转身问问碰巧站在我身边的人？

就在我还没真正镇定下来的时候，一个刚才一直没怎么发言，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的小伙子穿过人群径直向我走来。「你好，我叫 Bob，你愿意和我一组吗？」

二、

Leadership 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人都晓得，美式职场文化对 leadership 的重视简直到了某种近乎执念的程度。无论是面试还是升迁，它都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有时候甚至凌驾于其他所有标准之上。所有过来人都会告诉你，仅仅专业能力过硬是不够的，埋头苦干更是不够的，你需要「show leadership」才行。

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人会把 leadership 本身当作一门专业一样来学习，然后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一技之长，可以作为夸耀的资本。我有幸确实和一位这样的同事共事过，他的简历里得意洋洋地列举了他如何擅长组织计划，受过丰富的管理学训练，在各种场合都能自然而然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当他被调到我的部门的时候，所有人都预期他会成为我们部门的候任经理。但在让他真除这个职位之前，上级决定让他先以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和我们合作一段时间，事后看来，这是个英明的决定。

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他所谓的领导力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把同组的几个工程师招在一起说，我们来计划一下接下来这个大项目吧。

然后他准备了好几种不同颜色的报事贴，在墙上画了一个巨大的表格，让我们其余所有人把这个项目分拆成一系列子任务，在报事贴上写下预期需要的资源和时间，根据不同的类型分配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们遵循着一系列复杂的规则贴在墙上的表格里。在耗费了一组人半个下午的时间之后，我们把一整墙花花绿绿的报事贴誊录在一个同样花花绿绿的 spreadsheet 文档里。他满意地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个季度的工作计划了。

我们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当然，也没有人再次打开过那个纸上谈兵的文档。几周之后，他被上级客气地建议去别的组另谋高就了。

这当然不是说，leadership 是个虚无缥缈的幻觉。当一个人确实是个好的领导者的时候，他对团队的激励和对工作进程的推动力量是如此显而易见，几乎是种有形的存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遇到过几位这样的人，有时是作为同事，有时是作为我的上级，那是极为珍贵的学习经历。

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 leadership 简单归纳为一些明显的行为方式或者性格特征，可以让人按图索骥地模仿。性格当然影响人们的互动，但是一个人的领导力终究并非体现为别人以什么方式和他相处，而是体现于他是否能有效组织起众人的力量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至于具体的人际沟通模式则千差万别。我见过的真正出色的领导者各有各的性格，没有谁能套进一个标准的模子里。而且——虽然这样说有点绝对化，但是确实是我的经验——越是一切做派都看起来符合人们对一个好领导者的想象的那些人，很可能实际上越是赵括马谡一流人物。

如果没有普遍的规律，那是什么阻止一个普通人成为好的领导者的呢？

三、

我们很快分好了小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被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所有的小组需要分工合作，在很短时间里构造出一个满足特定功能要求的组合管道。

真正设计这些管道本身是饶有趣味的任务，但很显然，下面这些非技术性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困难之处：

• 需要分配多少人力来真正设计和建造这些管道，多少人力用来交流联络？
• 需要分配多少资源来测试这些管道？
• 怎么在不同的小组之间建立有效的通讯？以什么形式通讯？
• 如何在成员之间分配责任？

这听起来很普通，任何一个在大学里干过学生会职务的人对这些问题都不陌生。但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在组织结构并不明确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建构一个合理的框架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坐而论道要困难得多。事实证明，即使在场的全都是还算有团队经验的工程师，经历过现实工作中大小项目的考验，在这个时间紧迫的开放环境下也几乎全都手忙脚乱，差点一败涂地。一旦任务上了轨道，每个人都表现的像个出色的 team player，但基本的轨道在一开始并不存在。

这是校园教育和大公司训练最显著的弱点：我们几乎总是依附于既有的人事架构而工作，即使埋头做一颗螺丝钉，也总是可以假定整架机器不会散架。但是这个假设不成立的时候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个在一团迷雾中廓清原始组织轮廓的过程定义了 leadership 的意义。它意味着以合适的方式和力度影响团队中的每个人，搭建起团队成员之间的桥梁，从而使得众人的努力得以连接为一个整体。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特定的任务——在一个健康的团队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出 leadership——但它确实是一种不寻常的能力。

既然这是一个人际交流的过程，当然会有一系列没有正确答案的困难问题，比方说：

• 是应该一开始就努力推动自己希望推动的计划，等待别人附和参与，还是应该首先建立众人的共识再行动？
• 和别人产生争执的时候，如何确保争执不演变为个人摩擦，影响接下来的合作？
• 当大家没有明显共识又没有人有足够权威拍板的时候，要不要试图打破僵局，以什么方式打破僵局？怎样不让自己的努力导致新的僵局？

诸如此类，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的做法，决定了他们成为什么风格的领导者。但我很快就发现，至少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抽象的问题凌驾于所有这些问题之上：

要以多大的积极性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归根结底，不主动也是一种选择，不是么。

四、

我很快就发现了 Bob 和我的不同之处。

Bob 选择了绿色。也许是我先入为主，我总觉得选择绿色的工程师一般不太喜欢当众发言。但即使在他们中间，Bob 也是相对而言更沉默的一个。和他相比，我在集体面前要聒噪多了。

然而在小组内部则不是这样。在拿到任务之后，我还在心里掂掇各种方案的优劣的时候，Bob 发话了：「我们这么干吧，第一……」

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意见，但是确实可以干得下去，当然中间有很多修正的过程，但是我们确实执行下去了。

我很快就意识到，Bob 并不比我更聪明或者反应更快，他只是不觉得说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见会有什么问题。我发表一个想法的同时，会自然地首先考虑到这个想法会受到什么反应和对待，从而调整自己发表它的方式，而他似乎没有这个顾虑。我需要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来确保自己会被接纳。而对他来说，被接纳只是自己行动的副产品，并不是它的先决条件。

所以我大概确实更偏向蓝色，我想。

蓝色当然不是什么缺陷，就像没有什么星座比其他星座更好——不过射手座确实比其它星座更好——这种粗疏的颜色分类之间当然更谈不上严格的优劣。所有的性格都有它的长处和负担，而且往往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要享受对世界更丰富的理解，就得承担更敏感所带来的创痛。如果我是别的颜色，也会有别的问题存在。

但是敏感不等于被动和消极。归根结底，成为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本质前提是得想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就像某个篮球教练说过的那样：Winners want the ball.

这不是权力欲。这是行动，以及安全感。

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导师的带领下彼此评价团队其它成员的表现。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一个队员提到我的发言方式很特别：「你说话太不直接了，有时候我要听半天才明白你想说什么。」我记下了这段话，但是有点困惑。等到散会休息的时间我忍不住问 Bob：「我说话真的很晦涩吗？平时工作里并没有人这么说过我啊。」

Bob 大笑起来：「那是他的问题，他不适应你的风格而已。我觉得你说话很好啊。你记得昨天早上组队的时候我主动去找你吗？我就是因为听了你之前的发言，觉得你一定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所以才在直接走过去邀请你的。」

我当然记得，而且有点感激。他不知道那个惶恐而紧张的时刻对我有什么意义，但我知道。

过了这么久，也许是时候不再把责任推给少年时的经历了。

如果说我在这两天的工作坊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事实上，任何性格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领导者，只要他足够了解和接受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执念、盲点、恐惧，但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完美的性格才可以领导别人。一个能努力向外推动自己的边界的人，是可以推动世界一点点的。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个工作坊的名字，EDGE。

不是缩写，就只是它字面上的意思而已。

一、

我离开了纽约。

有句不知道流传在哪里的俗语，三趟搬家等于一次失火。这说得太温和了。事实上，在美国辗转多年攒下来大大小小的物件里，我真的想要带走的除了衣服以外只有不多的个人物品和纪念品，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十统统要设法处理掉。

走前一周在楼里贴了广告，不多时就有买家纷纷上门。电视，打勾。沙发，打勾。书架，打勾。唱片机，打勾。结果最终怎么也卖不掉的竟然是 DVD 播放器，只好白送给了朋友。其实只有两三年过去，所有人都已经不理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 DVD 播放器存在，但唱片机大家倒是可以接受，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里也许可以挖掘出一个什么关于科技发展的道理来。

「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不只一个上门买东西的主顾对我说。我的小广告是用英文写的，张贴的东西也没有国籍特征，但最后十几位联系我的买主都是中国人，这要么说明只有中国人才买二手货（我不大相信这一点），要么可见这栋哈德逊河边的公寓里究竟住了多少中国房客。所有这些人都彼此不打照面，每日各自出门各自回家，在电梯里各自低头刷微信，直到来我家买东西时才仿佛忽然意识到可以交个朋友。但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当想到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一旦决定要走，就像是巨轮起航一般，庞大的机器嘎吱作响地开动起来，再也无法逆转。一开始简直令人茫然无措，有太多事需要安排确定，彼此又环环相扣，像是在玩一局超级困难全是空白的数独游戏。要商讨在国内的新工作，要退掉公寓寻找临时住处，要越洋运送我满世界搜集的小玩意儿和两只猫，要在新旧工作之间插进两场长途旅行，要填无数表约无数人打无数电话，而最困难的部分是要在每个举棋不定的时候对自己说：OK，就这么办吧。——但这也是最迷人的时候，所有未知事项在迷雾中一点点浮现出隐约的轮廓，无限的可能性逐渐凝固为确定的行程，自己像是一个又紧张又兴奋的旁观者，看着时间奔流向前。在山里蜿蜒的公路上开车久了会有种错觉，仿佛不断转动方向盘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而是汽车在前进中自动绕过每个弯道避过每个障碍。生活也是这样，只要定下一个日期全力以赴，等到日历无情翻到那一页的时候回头望去，就会诧异地意识到，居然所有的问题都真的找到了解决方案，而这确实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就像所有离别的人一样，忍不住在最后这段时间里用温柔得多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座城市，每一眼都想要留下一道剪影。这个夏天纽约的天气出奇的清爽惬意，傍晚时分，斜阳从哈德逊河对岸照过来，穿过闪闪发亮的 Whitney 新博物馆和 High Line 两侧的树丛，照亮斑驳的红砖墙和墙上的涂鸦，落在在西村和 Soho 起伏不平的石砖路面上，给满街急着下班的行人和黄色出租车投下长长的影子。从华盛顿广场到中央花园，街灯次第亮起，流浪乐手吹起小号，黄昏在微风里摇摇晃晃，每个转角都镶上一层金色。街边的酒馆把餐桌搭在露天下面，铺开雪白的桌布，斟满的高脚酒杯圆润的弧线上冷凝出细小的水滴，寻欢作乐的喧闹声响迫不及待地洋溢出来。曼哈顿盛大的夜晚即将开始，而我即将离开这里。

一旦意识到每走过一个街头的路口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时间就变得粘稠了起来。

二、

亚当是个憨态可掬的纽约佬，没怎么离开过美国，更没有去过中国，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超出了理性可以接受的范围。「道理我都懂，但是你为什么要离开纽约？」亚当不止一次问我。

我告诉他我的工作，我的职业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还有姑娘。要谈论姑娘花了我很大力气，因为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这件事。讲给别人的时候很难理直气壮，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好像是在说，因为玫瑰是红色的，所以狐狸要跑到月亮上一样。

我讲到我曾经爱上的那个姑娘，在整个纽约我只能看见她一个人，从发梢到脚尖都光彩夺目。我们牵手在河边走过，木头栅栏被阳光照得温热，那时郁金香旺盛地开放，心融化在树叶的阴影里，被风吹着拂过帝国大厦的塔尖，晃晃悠悠地落在水面上，散成夜色里的波光。我觉得这就是我来到纽约的目的。

然后发现它并不是。

我对亚当说我从这件事中学到的东西。我开始重新动摇和怀疑自己，意识到我以为早已经消融的那些不安全感以远比我想象的更牢固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性格里。 我可以在陌生人面前落落大方，却常常在私密的场合里陷入僵硬固执冷漠抑郁，我以为那只是某种不太健康的个性，而终于渐渐明白它其实来源于我心里根深蒂固的恐惧，担心会被那些潜意识里既羡慕又坚信自己无法取悦的人所排斥。为了补偿这种恐惧，我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给自己设置了越来越高的心理上的目标，然后又因为自己决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而焦虑不安。我说：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好像永远无法真正放松下来开心起来的样子。亚当问：因为你永远都在挑剔和厌恶你自己么？我说：是啊。

所以你来了纽约。

不不不，我来纽约的时候还没认识到这些问题呢。

你不需要认识到。亚当说，你瞧，你的心比你的大脑明智得多。它知道纽约才是你想要的地方，你在这里能遇到真正的生活，不是以优秀和被羡慕作为标准来评判的那种生活，而是日常、没有明确和深刻的意义、但是生气勃勃的生活本身。你不是已经改变了么？纽约正在教会你怎么放松下来，你比你以为的更努力地在解放你自己。

我看着亚当，不能置信。所以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写好的剧本么？

亚当问我离开的时候怎么向大家道别。我说：我不道别。我的朋友以后仍然还会是我的朋友，其余的人我可以默默离开不去打搅他们。亚当说：你别傻了，你只是不愿意去画一个句号来确认你对别人存在的意义而已。听我的，你去跟每个人说再见。我说：好。

亚当说：你去向她也道一个别。我说：我根本就不会见到她了呀。

可是我错了。就在我要离开公寓的前一个晚上，我最后一次坐地铁回到新泽西，毫无预兆地在出口通道里看到了她，就走在我前面几步路的地方，长发摇曳，步履轻盈。我看着她的背影，好像一举手就能唤住她似的。然后我放慢了脚步，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地铁出口的人流里。

我告诉了亚当这件事。亚当说：你看，你会觉得自己看到了她，说明你的潜意识想以这种方式向她说再见。我说：不不不，你没听懂，我不是想象中以为自己看到了她，我确信我看到了她。我对她那么熟悉，当然认得出她的背影。亚当问：你想象中以为你看到了她和你确信你看到了她的区别是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并不存在决然真实的界限。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怎样对自己叙述这些事。所有的欢欣伤痛，贪嗔离合，都只是在以我们所能懂得的方式让我们知晓，并且记得，然后推着我们向前走。

三、

我真的去找很多人道了别，包括我在公司的老板格伦。格伦很惋惜我决定离开。「等你什么时候决定回美国了一定告诉我。」他对我说了好几次，仿佛怕我忘了似的。

我在纽约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换了好几任老板。格伦是最后一任，也是和我私人关系最好的一位。他是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一开始对我和我所负责的业务都一无所知。「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才能让你工作的更开心？」在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谈话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问我。后来我发现，他可以在面对自己管理的二十几名员工时几乎永远保持耐心和微笑。对一家工程师文化主导的公司而言，这一点也不容易。「你怎么做到的？」我聊天的时候问他，「我就做不到。以前也有人问过我以后想不想转做管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我没法想象我怎么管理我不喜欢的同事。」

「因为我就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喜欢的地方呀。」格伦说。「我以前也和你一样，年轻嘛，挑挑剔剔的。后来我遇到了我太太，被她逼着软化自己的性子，渐渐地就能做到喜欢身边的每个人了。所以你看，结婚是能改变一个人的。」

然后他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千万别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了。」

道别的时候，我让他抛开公司同事评鉴时那些礼貌的建设性意见，告诉我他觉得我工作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想了想对我说：你在觉得信息不够充分或者自己对问题了解不够深入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保守地完成自己的份内工作。这是不够的，你得把更多的精力花在领导和协调团队上，你不能觉得担心你懂的不如别人多就不去承担责任。我说：是啊，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正在一点点克服那种担心暴露自己无知的心态，但这是很难的事。压力越大，越容易本能地保护自己回避他人的指责。格伦说：You know what? Sometimes you are stronger when you put yourself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我想起我已经走了多远，从刚来到纽约时艰难地寻找自己努力的方向，到经历茫然、挫败、犹疑，再到开始站定脚跟的时候决定离开，我不觉得未来清晰可辨，但回头望去，我也毫不后悔我来了这里。

Because you are stronger when you put yourself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在我道别的时候，每个人都似乎要问我一遍，你最怀念纽约的地方是什么？这问题有无数种回答方式。我不会忘记纽约的天际线在东河到哈德逊河之间跳跃，汇聚到世贸中心的顶端，从那里向下看去，楼宇像山峦一样起伏蔓延，笔直的街道切出锋利的沟渠，奶与蜜日夜流淌奔涌。我时常坐在酒吧的窗前看街道上匆促的行人，一个酒保对我说过那是这份工作最惬意的地方——「看着这些人在门外走过实在是太让人放松了」——大腹便便领带只系到腰上第二颗纽扣的壮汉，牵着三条狗画着满面凄苦的浓妆的老妇人，两臂刺青的黑瘦光头青年，一身正装把高跟鞋塞在大手袋里穿着运动鞋赶去坐地铁的年轻金发姑娘。每个人都踢踏起舞，面无表情地带着自己喜怒哀乐的故事出现在彼时彼刻然后消失不见，像是排练很久的合唱在这一刻如约上演。然后大雨倾泻而下，川流不息的车灯勾画出城市的骨骼，帝国大厦的尖顶骄傲地变幻色彩，林肯中心璀璨光华的喷泉窃窃私语，中央车站金色的四面钟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抬头仰视着蓝色星空的穹顶，那是和真实的天空镜像对称的图案，这样当人们注视着它的时候，他们是在从上帝的视角看到世界。是的，只有在纽约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说真的，当一个人怀念纽约的时候他怀念的并非这城市本身，而是他自己的日子。纽约并不定义我们，我们定义自己。

于是我打包启程，穿过河流、山川、丛林、沙漠、暴雨洗过的平原、青草、挂着松萝的橡树、蜥蜴、帆船、沙滩、茁壮的仙人掌，直到和落日一起飞越大海。纽约不会记得我，但没关系，因为我实际上从未离开过。

1985 年下半年开始，著名记者 Tony Schwartz 应川普之邀和他近乎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十八个月，跟随着川普参加会议，同他闲谈，在庄园一起度过周末，在办公室和私宅听他和人谈生意，揣摩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作为替他捉刀写后来大获成功的《交易的艺术》这本书的准备。

在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下，Schwartz 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川普从不读书。他没有在川普的任何办公室和家庭房间里见过一本书，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任何书籍。「我严肃怀疑川普成年后真的一本书都没读过。」Schwartz 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这件事在美国媒体中间并不是秘密。2016 年 5 月选战正酣时 Foxnews 的主持人 Megyn Kelly 在专访川普时就专门挑了这个话题问他，让他介绍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川普说了一本 1929 年的小说《西线无战事》。Kelly 很显然怀疑这是川普幼年时读的书，于是追问他最近读过的书是哪一本。「我读文件，我读一些片段。」川普不耐烦地说，「我没时间。」

和他不喜欢读书相对的，是他对电视的痴迷。不止一个记者报道过川普有多爱看电视。Schwartz 把它归因为川普「短暂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也就是说，川普无法在一件事情上长久专注地沉思默想，而必须不停刷新自己的注意力。电视恰恰适应这一性格特质。甚至连川普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2015 年 8 月，NBC 主持人 Chuck Todd 在专访中问川普他从哪些专家那里获得关于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建议。川普说：「我看电视啊。」

在 1994 年的一次演说中，基辛格曾经这样总结过读书和看电视这两种不同时代的获取信息的方式的区别：

我们正在从通过阅读学习的年代转向通过观看来学习。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文字的时候，你会逐步建立抽象概念，让这些概念层层相扣。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图像的时候，你的看法会建立在印象和情绪之上，而它们很难复现，所以你甚至没法回头检查你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影响的。

川普正是这一时代的结晶，他既是影像媒体的产物，也是操控它的大师。他的竞选历程教科书般地展示了，当复杂微妙的现实被粗暴直接的口号和宣言所取代，当方向代替路径，断言代替疑问，what 和 who 代替 why 和 how，当选民的负面情感——恐惧、怀疑、排斥、愤怒——被充分地调动起来的时候，能够产生多么摧枯拉朽沛然莫之能御的效果。印象和情绪是他最好的武器。

但也正是这种特质让他遭到了传统知识精英近乎一面倒的反对。2016 年 8 月，他所在的共和党的 50 名外交国安领域的资深官员联名写信，宣称他的当选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灾难。信中说：

同此前缺乏外交领域经验的总统们不同，川普没有展现教育自我的任何意愿。他始终表现出对当代国际政治知识的令人震惊的无知。在我们的经验中，一位总统应当愿意去倾听顾问和部门领导的意见，应当鼓励对各种彼此冲突的观点的思考，应当能够意识到缺陷，并且从中得以进步。在我们看来，这些关键素质川普一样也不具有。他无法分清事实和幻象，他不鼓励彼此冲突的观点，也无法忍受任何批评。

是的，每个政治家当然首先都是一个足够自信的人，但区分他们的不是他们有多相信自己，而是在自信之外，他们是否留出了足够自我怀疑的空间，理解世界的复杂性，理解自然和社会都有超乎朴素的日常经验和直觉之外的奥秘，理解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的重要性，理解自身的局限和思考的价值。同样是基辛格曾经说过：「当你觉得自己对一件事确信无疑的时候，你要么是真的洞悉这件事的全部真相，要么只是因为你对它一无所知。」伟大的政治家了解这一点。

川普是这一切的反面。他几乎对每件他认定的事都确信无疑，并且也这样鼓励他的追随者。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世界只是一个放大的丛林，热衷于炫耀拳头和肌肉。他们脾气暴躁，没有耐心进入任何包含复杂细节的讨论。他们热爱阴谋论，对任何同自己主观认知不符的事实都视而不见。他们鄙视沉思和审慎，认为那只不过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川普把这些性格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竞选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的直觉和胆量远比知识和经验更重要。这甚至都不是一种竞选策略，川普是个真诚的反智主义者。

他因此和这个时代一拍即合。全球化让原先远隔千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社群忽然成了邻居，彼此竞争，彼此抢夺资源和就业岗位，彼此警惕，猜疑，仇视，党同伐异，乃至兵戈相见。而这正是川普最好的养料。在这个大多数人连买一个手机都要踌躇不定很久的选择困难的时代，川普成功地让很多人相信，那些关系千万人生死贫富的内政外交议题都有着简单明快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一言而决。一个人要是不立刻采纳那个方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被愚蠢天真幼稚的政治正确蒙蔽了双眼。

这正是我觉得川普最危险的地方。传说中奥马尔在烧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时候说：「这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明明白白写在古兰经里，为什么还要保留别的书籍？」人类好不容易走出了那个时代。但川普提醒我们，那个阴影从未远离过。

可是川普至少掀开了皇帝的新装，勇敢地挑破了大多数人此前不敢直面的禁忌，不是么？他的攻击虽然粗暴，但是难道不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么？

会这么想的人，大多都只具有极为短暂的历史记忆。他们不记得或者从未知道，同样的这些攻击辞藻在 1992 年布坎南的竞选里出现过，在 1968 年华莱士的竞选里出现过，在麦卡锡的时代出现过，在一个世纪以前反对天主教移民和华人移民的浪潮里也出现过。在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的时代美国赫斯特报系对华人的攻击，听起来和今天川普的言辞别无二致。

这不是什么勇敢的实事求是，而只是人们面对大时代变革时根深蒂固的本能恐惧罢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一条真正实事求是的道路。它要求你承认世界的复杂性，了解一个议题冲突各方的彼此诉求，寻找未必立竿见影但脚踏实地的妥协方案。它需要你去抵抗那些几千万年积攒下来的人类对部落的天然忠诚和对异类的本能排斥。这是条困难的路，因为你不得不用一千个字来回答一个问题，而你的听众正不耐烦地期待着一个只有十个字的答案。

但人类读过和写过那么多书，走过那么远的路，不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用光纤把每个人连接在一起，不是为了纵容自己的本能，而是为了超越这些本能的。

如果觉得自己的答案太复杂，就让自己练习说得更清晰准确一些。如果觉得对方在用恐惧和愤怒作为武器，就逼着自己更冷静和勇敢一些。亚历山大图书馆烧掉了，就去建设更多的图书馆。

这就是我们反击川普的方式。

一、

前几天出去玩，在飞机上看了一本朋友推荐给我的心理学的书，名叫《Succeed: how can we reach our goals》。这本书有中文版，中译名是《成功，动机与目标》。很显然，中英文的书名都糟不可言，看起来很像只配摆在机场书店里的烂俗读物。但这本书其实相当有趣，值得一读。

书里面有一章提到，心理学上可以把人们通过对一个问题的信念分为两类。这个问题是：你是否在非常根本的层面上相信才华是天生注定的。

这里的才华可以有许多种，比如擅长社交、研究科学、参加运动、或是某种商业才能。这不是一个用来辩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自打童年时期开始，在潜意识里就已有了确凿无疑的答案，并且被这个信念支配了一生。

那些潜意识里相信这些品质在本质上是天赋的人，会非常在意不断向周围的人寻求肯定。因为既然这是种天赋，自我认知就强烈地依赖于抓住一切机会证明自己拥有它。他们会尽量避免做自己不擅长的事，选择自己觉得容易的课程和专业，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非常敏感，并且尽量永远只展现优点给别人看。

而那些潜意识里相信这些能力可以后天提升的人则没有这种心理需求。他们不觉得选择自己不能立刻发挥出色的事情有什么不妥。既然总可以逐渐通过练习变得更好，与其关注自己在一件事情上的表现，不如关注自己是否能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什么能力和收获。

于是当环境顺风顺水时，第一类人会有更强的动力追求卓越，做出更大的成就。但一旦遇到挫折，第一类人也更容易迅速做出判断说：啊，这不是我的菜，我应该去做我真正擅长的事，然后放弃。第二类人则正好相反，他们的自信不太容易被成功所激励，但也不会因为失败而迅速怀疑自己。

你是哪一类人？

二、

我周围的许多朋友似乎都明显是第一类人。这可能和他们大多在少年时期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光彩夺目有关。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不同的事情分成两类，要么是自己应当表现优异的，要么是自己不在乎的，而一切自我认同都和前者紧密挂钩。这种心理暗示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强化，以至于变成本能的一部分。我的一个最近升到管理职位的朋友有一次向我抱怨，她在公司一次对新晋中层的管理能力测评得分是 below average。「我怎么可以是 below average！」她忿忿不平地说。

我说：「参与评比的既然都是新晋中层，水平应该相近，那你本来就有差不多一半的概率 below average 啊。」

「我不管，我不接受。别的事情 below average 无所谓，但这件事不行。」她说。

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这种心理。它不合逻辑，但其实像呼吸一样自然。在自认为有天赋的领域里落到需要通过艰难进取才能逐渐赢得别人好感的地步，简直是种耻辱。虽然从道理上来说，许多人本来就是通过努力奋斗才走到这一步的。但那是「其他人」。

所以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出色，而且要是易如反掌举重若轻的出色才行。辛苦习得的能力，总是不如天纵英才更令人钦羡，哪怕最终实际效用其实差不多。要么就很酷地做好一件事，要么就别去碰它。即使需要付出代价，也最好不要被人看破手脚。有时候我觉得这简直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你要有多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似乎是这个时代的座右铭。

问题是，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意义何在呢？

三、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写郭靖学习降龙十八掌的时候一路被洪七公骂愚笨，他也不着急不气馁，他学武的法门是「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我小时候读到这里，深深庆幸自己不是郭靖。向黄蓉那样一点就透才是正途，郭靖这种学法太悲惨了。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天赋和弱点一目了然。我学许多东西游刃有余，但体育课从没及格过。于是我完全不相信我有可能学会任何运动。事实上，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尝试。何必自取其辱。

​那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若干年后，我会把滑雪和冲浪作为乐趣，会登上非洲的最高峰，会每周固定时间兴致勃勃地和教练打拳击，我一定瞠目结舌。

我并没有忽然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些天赋。论及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我也许不像小时候自以为的那样差，但也至多就是常人水准。但如果这两年的运动经历教会了我任何事，那就是：一个人并不需要超乎常人的天赋就能在很多运动里享受别人无法体验的乐趣。因为许多人根本就不会坚持下去，他们会迅速认定自己不是这块料，然后心安理得地放弃了。

笨拙地摇摇摆摆地前进是种奇特的体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比我想象的有效率得多。一开始会觉得看着自己步履蹒跚从零开始并且不断失败简直是种对耐心的折磨，但其实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被微细但确实的成就感所取代。那和发现自己原来天赋异禀的得意全然不同，但如胡适所说，那是「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然后不知不觉间就发现自己走得还挺远。

四、

我曾经和一个很喜欢的姑娘聊起过对感情生活的期待。她说：我不相信那些爱情故事的好结局，最好每场电影都是 bad ending 才好。

我说：但你还是相信你自己的生活最终会有 good ending。

她说：那当然。

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这样想过。我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缺陷解决困难修补关系，但冀望于自己得天独厚被命运眷顾。如果运气好，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人生。

但我最终没能和她在一起。因为，你瞧，运气有时候是靠不住的。

你没法对别人解释洛杉矶。

我在美国念书的第一个秋天里，和一群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起去了一次格里菲斯天文台。那是每个洛杉矶人都了解的一个角落：在那里你可以俯瞰 downtown，可以看到著名的 Hollywood 大字标牌的背面，可以远远眺望太平洋。你仿佛拥有整个洛杉矶。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中国。我将会在洛杉矶度过最好的年纪，将要开始许许多多的崭新旅程，将要走遍这城市的各个角落，将要恋爱，将要做出有意思的研究，将要拿到我的博士学位。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我站在格里菲斯天文台旁边的山坡上想，这里真土啊。

那时生活正在跃出一段崭新的弧线。我以为我知道我将要面对的所有可能性，并无丝毫畏惧。就像 La La Land 开场歌舞的第一段里那个姑娘唱的那样：

I think about that day,
I left him at a Greyhound station, west of Santa Fé.

We were seventeen, but he was sweet and it was true.
Still I did what I had to do.
‘Cause I just knew.

‘Cause I just knew.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洛杉矶的美开始澎湃地展现在我眼前。海边废弃的码头上海鸥翱翔起舞，棕榈树长长的叶子在天空中剪出凌乱的影子，宽阔的地平线直抵山脚，高速公路上红色和黄色的车灯奔涌入海，海风送过来微微的腥气，洛杉矶的灯火如星辰一般铺在脚下。这是梦和幻觉构筑的城市。

La La Land 是写给这城市的一封情书。你不必在洛杉矶生活过也会喜爱这部电影，但你生活过的话，就会知道里面那些细节有多微妙动人。你会想，天哪我是如此幸运，曾经见到过这一切。那轻灵温润的空气，耀眼的金色阳光，明亮舒展的色彩，和流淌于其间的阔大浪漫的梦想。

这是我曾经昂首阔步走过的地方。

但你也知道终于将会发生的事，闪耀着星光的彩色气泡无法一直存在，而生活终将改弦更张。紫色的傍晚天空转瞬即逝，青春也是如此。无论我对我的洛杉矶生活有多美好的回忆，无法改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在洛杉矶没有预见到我后来经历的任何生活转折，而我当时所以为我要为之奋斗的那个未来和真实的未来近乎南辕北辙。

我最终离开了洛杉矶和洛杉矶的一切。

但生活并不止步于此。你知道没有什么 good ending 或者 bad ending，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选择，和伴随着每个选择而来的那个无可避免的 what if。正像电影里最后一段所展现的那样，那不是抽象的可能性，而是一段又一段具体而微的生活轨迹，是真实的家庭细节和职业道路，是餐厅里的烛光和欢声笑语，是无数个清晨的问候和午夜的叹息，是同样沦肌浃髓的血汗和泪水。它们永远消失在了命运的岔口里。

直到在机缘巧合的一瞥之间，你才能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影子。它们不只是幻象，你意识到，定义此刻的你的不只是你做过的事，还包括你未曾选择的道路，爱过又忘记的人，那些纵横交错的人生轨迹，那些小心翼翼的叩问和放弃，那些你最终没有写出的文字，没有抓住的手，没有落下的吻。

你永远都不知道这是否值得。

多年以后，离开美国之前的最后一天，我又回到了洛杉矶。日落大道两侧的棕榈树挺拔一如往日，暮色里的灯火也同我的记忆里别无二致。我在沙滩上看着落日坠入大海，正像是我在美国的头几年里看了无数次的那样。我给一个也在洛杉矶念过书的朋友发信息说：

I have to say I’m so lucky to spend my last night in the States in this place. I didn’t really realize how beautiful it is when I came here several years ago as my first stop in America.

朋友回复道：

LA w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又像是只在转瞬之间。兜兜转转的千百种人生汇聚于此刻，如梦幻泡影。每个选择都可能是种错误，每种未来都隐约活色生香。要搞砸那么多次，失望那么多次，才换来这进退失据的当下片刻。

但至少，你在那些岔口面前沉吟过，你曾经放手一搏地尝试过。就像最后这首歌里唱的那样：

A bit of madness is key, to give us new colors to see.
Who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us?
And that’s why they need us.

And here’s to the fools who dream, crazy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break.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break.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致那些破碎了的心，和跌跌撞撞的生活。

一、

两周前我在加州太浩湖畔的山里滑雪。虽然已经是四月下旬了，山顶的雪还是很厚实。缆车高悬在山谷中间前进，四面都是寂静的雪山峰顶，天空湛蓝透亮，一片白皑皑的雄壮山岭背后是太浩湖的波光。让人很容易忘记世界上其他角落正在发生的事。

「法国选举的结果出来了么？」安静的缆车车厢里忽然有人问。

「刚出来。」另一个人掏出手机看了看说道。「马克龙和勒庞进了下一轮。」

「头几名的得票数都差不多。」第三个人的消息显然更详尽。「勒庞差一点就是第一。」

缆车里除了我以外的几个人都是白人中年男子，彼此看起来也并不熟悉。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到勒庞的排外政策，川普的名字好像就在大家的嘴边打转，但并没人真的提到他。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余的人是什么政治立场，谈及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显然不是件安全的事。紧凑的车厢里空气莫名变得有点紧绷起来。

「唉，雪场上别谈政治了。」一个人忽然说。大家哄然大笑，气氛又缓和了下来。

这是大选前后的美国社会里日常但又微妙的一幕。理论上说，美国人每四年都要经历一次社会的撕裂和弥合，对此早已轻车熟路。但这种撕裂的严重程度却正在随着时代发展急剧恶化。一项长期社会调查追踪了美国人能否接受自己的配偶和自己政治立场不同，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只有 5% 的人表示介意，200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25% 左右，2010年开始接近一半，到了2016年，你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希拉里的支持者和一个川普的支持者不彼此鄙夷，更不用说还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了。

社会割裂的方向有时候是匪夷所思的。就在我滑雪的那个周末，全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组织起了捍卫科学的 March for Science，锋芒直指川普政府。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很难想象科学竟然能成为判断意识形态的一个指标。如果请当时的民众猜测哪个党的候选人会旗帜鲜明地支持科学，恐怕所有人都会一头雾水。但在今天，科学早已是泾渭分明的政治议题。就在游行前一天，马克龙在法国选战的紧要关头还贴出了英文声明来声援科学界：

对每个参与 March for Science 的人，我想对你们说：法国永远是科学和学术的故乡。面对与日俱增的不信任，科学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法国也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捍卫知识，进步，以及启蒙的价值。

而勒庞对这场活动不置一词，正如大家能预料到的那样。

二、

2002年，勒庞的父亲，国民阵线上一代领导人老勒庞出人意料地在法国总统大选首轮选举中位居第二，对决时任总统希拉克。

然后他迎来了毫无悬念的惨败。在当时的法国政坛上，老勒庞居于极右翼，希拉克处于中右，左翼由时任总理若斯潘领导。这种线性的排列反映了传统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格局。在这种局面下，不慎在初选中落马的若斯潘当即宣布支持希拉克，整个政治谱系从中右到最左都归于希拉克麾下，孤立了极右的勒庞，年轻人在街上打出了「宁可要骗子也不要法西斯」的口号（希拉克常常被左翼称为骗子）。最终，希拉克在第二轮里以 82% 的选票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

乍看起来，2017年仿佛历史即将重演。中间派的马克龙和极右派的勒庞进入了第二轮选举，传统的右派政党领导人菲永和左派政党领导人阿蒙立刻表示支持马克龙，勒庞又像她的父亲一样被孤立在极右一隅。但和2002年相比，2017年有一个醒目的区别：极左翼的梅朗雄宣布中立，而他在初选中获得的20%的选票成了勒庞争取的重点。

政治光谱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环。极右翼和极左翼试图合流了。

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美国。川普能在大选中获胜，端赖中部州里白人蓝领工人阶级出人意料地倒戈。这部分选票本来不但是民主党的铁票，而且在民主党初选中倾向于支持比希拉里更左的桑德斯，却又在大选中投向了位于希拉里右边的川普。

大选结束之后桑德斯愤怒地咆哮：「失去工人阶级的选票，简直是民主党的耻辱！」但这只不过反应了在政治颠覆的年代里还在套用一维线性的意识形态光谱所带来的尴尬。政坛虽然仍然被习惯性地描述为左翼和右翼，但两党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只维持着名义上的团结。工人阶级固然不愿意无条件支持希拉里，支持希拉里的那些硅谷的民主党新贵、城市职业精英和年轻技术移民们也会觉得，自己和密歇根州一个高中学历的白人下岗工人之间，也确实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啊。

众所周知，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源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国民工会里议员座位的排列方式。这种偶然形成的一维结构具有惊人强大的生命力，几经革命还是一直坚持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初。法国虽然小党林立，历次大选最终总还是忠实地归队于左右对决。但这个结构看起来已经无法用来准确刻画今天的世界了。要描述一个典型选民的政治立场，需要用比左右更多的方向才行。

所以这个世界是几维的呢？

三、

大约一百年前，德国数学家豪斯朵夫问了一个看似奇特的问题：如何判断一个空间的维度。

在传统的数学体系里这问题没有意义，维度是在定义空间之初就预设好的。点是零维，线是一维，面是二维，诸如此类。

但豪斯朵夫的问题是，如果不是一个传统的连续空间，如果根本就是一个离散但密集的个体的集合，如果它的结构复杂混乱，不能简单刻画为一条线或一个面，我们该怎么定义它的维度呢？

他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既新颖又深刻的思路。在传统的几何学里，空间的大小是维度的的指数函数。一维空间如果尺度倍增，空间也会扩大两倍，二维空间尺度倍增之后会扩大四倍，三维空间会扩大八倍。依次类推。豪斯朵夫说：既然如此，就把维度反过来定义为空间尺度变化的对数好了。如果一个空间的尺度倍增之后扩大了 2 的 n 次方，就可以说这个空间是 n 维的。

这个想法的威力在于，它完全不需要这个空间有任何规整的几何结构，可以定义在任何曲折混沌的对象上。而维度甚至也不需要是固定的整数。在上面那个定义里，n 是被计算出来的，而计算的结果可能是任何非负实数，一个空间完全可以是 1.58 维的。也没有理由它一定在空间内部处处相等，维度是个局部的概念，不是全局的。

就这样，豪斯朵夫大大解放了人们对于维度的理解。他的洞察源于这样一个简单但又极少被重视的事实：古典的几何对象只能够刻画简单完美的形状，而现实世界要模糊晦涩得多。非整数维度并不是数学的臆想，恰恰相反，不完美的维度是大自然的本质，反倒是纯粹的点线面体才是数学家高度抽象的理想概念。正如半个世纪后将豪斯朵夫的观念发扬光大的分形几何创始人孟德布洛特所说的那样：

云朵不是球形，山峰不是锥体，海岸不圆滑，树皮不平整，闪电也并不是一条直线。

显而易见，这种超越规整结构，试图探究纷乱离散的空间的观念在根本上就属于现代。豪斯朵夫的论文发表于一战结束不久的1919年，整个欧洲都在面对古典体系的崩塌和浩劫中支离破碎的社会。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巴黎首演，粗暴的和弦和不规则的调性彻底告别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古典音乐；毕加索正处在立体主义绘画创作的高峰期，竭力拆解几乎所有绘画对象的静态视角；德布罗意正在写博士论文，指出，任何物质都既是粒子也是波，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呼之欲出；维特根斯坦出版了名著《逻辑哲学论》，宣布：一切形而上学的陈述都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人们普遍相信数学是普适的，但数学观念的产生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豪斯朵夫的想法不会诞生在更早一二百年前的欧拉或者高斯的脑海里。如果外星人有和我们一样发达的数学，了解一下它们的社会发展到什么状态之后才出现了类似的概念，会是一件有趣的事。

四、

​如果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社会，我们可以这样来粗略地定义维度：假定人和人的意识形态相似程度可以被度量出来，只要统计出一个人周围和他相似程度在一个特定距离以内的人数，把这个距离放大一倍之后的人数之比是 2 的几次方，在这个人的视角来看的社会就是几维的。

比方说：

一个理想中的所有人都紧密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的社会，扩大尺度并不会增加人数，所以这个社会是零维的。这是合情合理的事，一个万众一心的社会等同于它的核心，而单点当然是零维的。

一个简单的民主社会模型里，所有人排成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如果这个分布是均匀的，把尺度扩大两倍就刚好能包括两倍的人数，所以这个社会是一维的。如果他们的分布在这条直线上并不均匀而是更集中在中间派周围，其维度就还要更小一些，介于 0 和 1 之间。

一个更现实一点的模型是人们并不排成一条纯粹的直线，同时还表现出其余方向上的差异性。他们的分布更像是一个橄榄球的形状。在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期刊上最近刊发不久的一篇论文里，作者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分布大致就是这个模型。其维度大致介于 1 和 2 之间。

但真实的世界恐怕远比这些模型都复杂得多，今日尤其如此。社会早已不再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中间派作为核心，而是分裂成若干各自为政的气泡，画地为牢，渐行渐远。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由于议题的变幻，这些气泡之间可以表现出复杂的合纵连横，但彼此已经不再有情绪的共振和精神的团结，昨日的联盟会是明日的仇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视野中观察出的世界面貌可以全然不同，无法再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和形状来描述它了，云朵和闪电也许才是更合适的比喻。

在古典观念熏陶下长大的一代人，往往会在这幅新的世界图景面前手足无措，甚至会对周遭的变化表现出惊人的麻木不仁。1989年12月23日和12月25日，柏林墙刚刚崩溃之后，伯恩斯坦受邀在西柏林和东柏林分别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成为不朽的经典。欧洲的统一近在咫尺。《欢乐颂》在1985年被定为欧共体的会歌，进而在1993年成为欧盟的国歌。显而易见，历史已经终结，天下即将大同，《欢乐颂》的歌词即将成为现实。只有最悲观的人才会愿意预期，仅仅一弹指间，欧盟就将命悬一线，而纳粹将会卷土重来。

躲在一个气泡里的个体可以假定岁月静好，一切宛如昨日幻乐，但这往往是悲剧的起源。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复杂屈折的世界在更低维度上的投影，一个对狂飙突进的历史湍流的简笔画般的描摹，一个更容易被媒体所采纳和记忆的粗糙叙事，一座层移倒悬重重折射下的海市蜃楼。而真实——如果真实仍然有意义的话——则掉落在幽暗深邃的维度的缝隙里。在那里，一幅粗粝斑驳扭曲异质的图景，会让一个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扭过头去的观察者惊骇和战栗不已。

2017年5月7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马克龙以二比一的选票比例赢了选举，他发誓要重建一个新法国，让极端主义不再有容身之地。《欢乐颂》在胜选集会上再次被奏响，这首诞生于两百年前的，代表古典浪漫主义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在今天仍然象征着人类对一个统一、和谐、进步、自由、平等、包容的世界的憧憬。

你更愿意相信，这是新时代的序曲，还是一阙旧日梦想的挽歌呢？

这是对淡豹的演讲《我没有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时代》的感想。

一、

淡豹说，在今天的社会里，对工作的厌弃已经成为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奢侈，大多数人只是在忍受它的苦痛，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的健康以换取对物质的追求。

但这里有必要展开一点细节上的辨析。这个结构上的困难是哪里来的？是外在强加的，是不合理的制度环境导致的，还是有某种作为现代社会来说本质性的原因？它是可以被克服或者推翻的吗？

和一个北大的保安（也就是淡豹讲的故事的主人公）的境遇相比，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恐怕是他所服务的那些学生们。他们中间有不少出身于优渥的家庭，在北大念书毕业后，会去百度或者普华永道或者麦肯锡找到一份年薪至少是六位数的职位。看起来，他们很像是保安所羡慕的那些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

但仔细想想就知道并非如此。事实上，跟一个大多数时间其实被无所事事所占满的保安相比（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保安是份悠闲的工作，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带有折磨性的无所事事），一个在西二旗工作的码农或者金融街工作的分析师的工作性质其实反而更像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所描绘的那个工人，在一架庞大的机器旁边熟练而空洞地拧着螺丝。即使是在听起来特别有时代感的领域里，比如在从事人工智能研发或者为生物工程产业提供咨询服务的岗位上，也只有极少数人在极少数时间里能够偶然得以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绝大多数劳动即使不是完全白费功夫，也至少是刻板和无聊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以何不食肉糜的态度把保安的生活困境同白领混为一谈。但抛开现实物质回报不论，他们所面临的意义上的匮乏是一回事：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这么多创造性。

这听起来有点讽刺，因为我们的时代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依赖创新的时代。这是对的，但并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为一谈。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创造就意味着动手去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所以 art 和 artifact 是同一个字根），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地位去创造，只要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值得被做出来。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社会并不依赖一个手艺人的创造力，创新要通过大型系统和架构来实现，让关键性的想法能够最大程度最有效率地动员出尽可能多的资源。我们的社会体制不支持七十亿人的创造力同时奔涌。事实上，大概一亿人也支持不了。

在这个体系里，绝大多数人的角色并非贡献，只是供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社会公平的命题。

二、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身边的几乎每个朋友都或多或少问过我关于比特币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初等的问题。

这有点奇怪，因为比特币已经诞生了有将近十年之久，差不多跟智能手机同龄，但今天没有人还会好奇地问智能手机是什么。一个省事的解释是比特币没有像智能手机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可是反过来想，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并不会让人暴富，人们对比特币的求知欲应该成百上千倍更高才对。

我觉得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比特币首先是一种知识，而知识在今天的信息网络里的传播速度正在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低效。

我们每天都在被信息洪流所冲刷着。但几乎所有这些头条、十万加、长微博，所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关于观念而非数据，定性而非定量，故事性凌驾于技术性之上。我称这类问题为「出租车问题」，因为它们基本上就是你在北京出租车上会跟司机聊到的那些问题。你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聊上很久，旁征博引，多层次多角度深入交换意见，仿佛给彼此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但下车后并没有得到任何长进。

今天在互联网上搜一下比特币，你能看到的也全是这类文章。比特币是庞氏骗局吗？各国能容忍比特币挑战金融秩序吗？比特币会崩盘吗？比特币分岔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比特币挖矿消耗能源合理吗？如何看待美联储关于比特币的发言？它们看起来干货满满，很像是知识，但它们不是。

知识是这些东西的反面。知识是定量的，客观的，关于数据而非观念的，是技术性而非故事性的。知识是一切创造活动的基础。但知识天生在信息流里不具有竞争力。信息流的基本原理是让人们得以在不断的翻滚屏幕之中用自己的生命消耗来换取微量的多巴胺，但吸收知识是痛苦的事。

2017 年是整个网络被信息流化的一年。我自己受到的最大触动发生于我发现地图软件里也开始提供文章信息流的一刻。我能想象出产品经理的逻辑：地图拥有大量个人出行信息，足以对用户做出基于大数据的画像，提供订制文章。在微观上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宏观上看这简直荒谬绝伦。一个地图软件！连它也要来蚕食我剩下的本可以用来发呆、沉思、抬头看花和云彩的时间吗？

三、

淡豹引述了麦金泰尔的美德伦理学，说：

这也是一种利益，但它更多地是人在对于优秀、对于优异、对于杰出的追求中，所发现的一种具体的善。这种善和这种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不能被替代的具体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在国际象棋中，对于战略的思考或者分析技巧会特别重要。在足球之间可能是和队友的高度配合、对其他人行为的理解、准确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对于体能有效充分的使用……这些极其重要，麦金泰尔说，这些努力将会对这种实践形式有贡献。

通过你对于这种善好的追求，足球和国际象棋，都将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形式，成为更好的、更丰富的艺术。

类似的还有写作，也会是更好的艺术。研究人类学或者是批判性的社会科，你如果追求这种善好，你就会对于多元化的价值做出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用知识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帮我们把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去提供更丰富的或是更新的认知路径。

这很好，但「对于优秀和杰出的追求」恐怕陈义过高。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可以去追求优秀和杰出的领域。事实上，大部分人的苦痛的根源之一，恐怕正来自于从小就被要求去追求优秀和杰出，却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支撑这种追求。麦金泰尔那个国际象棋的比喻的问题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让自己的努力对国际象棋这种形式有所贡献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所以他们除了名利之外，其实别无选择。

但这里有没有别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呢？

这周我日本中部的山村里滑雪。日本的粉雪天下知名，雪面和空气之间几乎没有清晰的界限。雪板穿行在其中，其实是切在雪中滑过，像是踩在云上一般。如果碰到合适的雪道和天气，那种御风而行的享受无与伦比。

滑雪是对我教益很大的一项运动，不是因为我在这项运动上有天赋，而恰恰是因为我没有天赋。我在学滑雪的过程中像任何一个不善于滑雪的人一样不断摔跤，以各种方式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伤痛累累，用最笨的办法一点点打掉身体里旧有的反射，建立新的平衡感。直到我能开始享受它的乐趣。

我对滑雪这项运动没有任何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小时候我们家和很多北方的家庭一样会在过年时包饺子。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和面发面，拌饺子馅，擀皮，而且有种种复杂的讲究。饺子馅要始终顺着一个方向搅拌，面要软硬适中，皮擀出来的理想形态不是均匀厚薄，而是中间略厚一点。所有这些我都笨手笨脚地做不好。

但在我记忆里包饺子几乎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任何家庭都有它的复杂之处，但动手去合作一件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动作和彼此的协调上面，那个快乐是简单和真实的。

我觉得这恐怕是大多数人更现实的救赎之道。一个人不总是能让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或者同人类的伟大征程发生本质联系。创造出新东西是困难的，命运可能既没有提供资源和天分，也没有提供位置和环境。但反求诸己是可能的，去动手，去克服自己的积习，改造自己的反射，克服不断分泌的多巴胺的诱惑，意识到平庸并不等于无聊和自鸣得意，付出努力去获取知识，获取灵活的身体，理解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上的角色，不是为了忍耐，而是为了——如淡豹所说的那样——找到自己的叙事。

在这里我可以 echo 淡豹的结语，引用自帕斯卡：

「我只能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的人。」

再加上另一句帕斯卡的话：

「一个人必须理解自己。如果这不能帮助他发现真理，至少可以作为生活的准则。而生活并没有更好的准则。」

前篇：
《求职记》
《入职记》
《升职记》

一、

在公司年会结束之后我舍不得离开，留恋地看着逐渐空荡安静的大厅。同事里最好的朋友 T 问我：「舍不得？」

我说：「挺好的，只有感激，没有遗憾，没有失望。」

没有失望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家如此体量的跨国公司里，我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上千也有上百。纵然不是每个人都让我仰慕钦佩，但绝大多数至少都是让人尊敬的出色人物。我有过不少怀疑自己觉得是不是该离开才能更好成长的时刻，但我从未有过这家公司正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或者在同事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的感觉。它仍然是一家值得加入，值得我推荐给任何一名刚毕业的业界新兵的伟大公司。

有时候会觉得，这简直是蔚为奇观的一幕。这么庞大的公司——而且规模还在逐年稳步增长——能把员工的普遍素质维持在一个如此高的标准上长达这么多年，并且在全球所有时区里维护着近乎一致的公司文化。我在苏黎世参加过一次员工培训，参与者横跨若干大洲，但大家沟通起来毫无生硬扞格之处。我们都用同样的 badge，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这家公司还承担着某种相当于整个业界的黄埔军校的角色。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走进这里，学习写规范的工业化代码，学习在邮件和会议里沟通复杂的合作项目，学习如何跟比自己更聪明的人相处。几年后他们离开，走进湾区纽约北京深圳某个狭窄的格子间里开始自己的旅程。每个行业，每个时代，都有一两家这样为整个行业定义标杆储备人才的公司。

在这个行业，在这个时代，就是这里。

二、

Michael Lewis 说过，自己的传奇写作生涯始于自己毕业后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从而在金融业即将迎来的戏剧性时刻坐在了位置最好的观景台前。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所在的这家公司也是我这个行业位置最好的观景台。从一家搜索广告公司变成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再转型成为人工智能公司，近距离看着它以如此磅礴的规模进行如此迅捷的演化，看着它抓住机会，建立愿景，调整步调，自下而上齐心协力再造自我，是种难忘的人生体验。

然而比成功更有教益的是失败。没有什么故事是像事后看来那样一帆风顺地写成的，那些被放弃被叫停的项目，堂皇登场又无疾而终的雄心壮志，那些当时听起来振振有词，很久以后看来才觉得完全不着边际的辩论，那些茫然和挫败的时刻，才是这场旅程里更意味深长的记忆。

在自己身上看也是这样。什么是我本来应但做到而没做到的？哪些判断事后看来不但幼稚，而且在当时就应该能看出其幼稚？有哪些本来值得在自己身上做的投资被错过了？有哪些自以为是长处的地方，其实被证明是短处还不自知？工作中的失败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残酷但有效。

不是每个失败都有好解释。有时候失败只是漫长道路上微不足道的一次转折，甚至长期来看都不是坏事。但正是在自己和同事的一次次失败身上，某种更宏观的问题浮现了出来。这是家汇聚了聪明人的公司。聪明人做事，往往更加依赖 common sense。所有的决定在眼前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那是什么区分出了长远来看由聪明人作出的平庸决定，和同样是聪明人所作出的高瞻远瞩的超卓决策呢？我们有能力在一开始就辨别出其间的区别吗？还是所有成功只不过都只是大量失败堆叠出的基于概率的产物？

这是天数和人力相交织的战场。一个人身在其间所能学到的，远不只是战斗技巧本身而已。

三、

我加入公司后不久，在和第一任老板的一次谈话里问他：「你觉得我手头的这个项目里，我能学到的最 transferable 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我待过许多 team，做过的 project 彼此天差地别。老实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 transferable 的。如果你在一个项目里真正能够获得什么的话，可能只不过是你对你自己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多好的自信心而已。」

演化速度是这个行业的魔咒。总是有更新更有效的技巧、闻所未闻的解决方案、颠覆性的范式和话语体系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等待着你。所有苦心孤诣学会的独门秘技都可能立刻被证明其实一文不值，而自己大脑的运转速度只会被潮水般涌入的新人甩得越来越远。一个问题永远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脑际：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

很多人说过，大公司里的员工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把自己依赖于公司的平台所作出的成绩错误地归因于自己。这可能是对的，但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大公司里最有效率地调度周遭的资源为自己所用，本来就是公司对人的期待和要求的一部分。

真正在大公司里难于回答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做到了全部意义上的我自己？

当然，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上的自己。一切都只是幻影，被未知涂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但人生不外如是：你被幻觉所吸引，奋力一跃，承受冒险所带来的失重感，假定——很可能只是盲目地假定——你过去的经验有助于你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在更大的尺度上来看，这只不过是平凡的一步向前而已。

正如丘吉尔所说过的那样：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黄巢攻入长安的时候，44岁的韦庄正在长安应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在了长诗《秦妇吟》里。

中国古典文学常常不自觉地浪漫化战争，但黄巢在长安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怪诞，以至于韦庄的笔下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感。他写家家流血如泉，女孩子当街被辱，流氓白日上朝当官傍晚去酒肆笑闹，但最著名的还是下面这几句：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黄巢踏尽天街，让长安经历了地狱般的三年，之后败于朱温，唐朝仿佛又恢复了旧日帝统，直到二十多年后彻底为朱温所灭。二十年对中国历史只是一瞬，但对古人来说可以是半生，这让今人代入时人视角颇为困难。一个黄巢入京时的少年，会不会误以为黄巢的失败是唐朝命运的巨大转折？他能想到这只是回光返照，更惨烈的噩梦还等在前面吗？

在这短暂的和平岁月里《秦妇吟》传诵一时，被家家户户刻在屏风和幛子上。韦庄并未自得于这首诗带来的盛名，反而戒慎恐惧，甚至不许家人提起。唐朝崩溃的前夕他去了四川，当上了前蜀的开国重臣，最终死在了那里。

乱世中的离别与思念是中国诗人永恒的主题。田晓菲写南朝时逃离建康的庾信，写他在余生中始终在「想象烽火与流星照亮故都沉沉的夜色，这份怆楚不仅来自于对生地的眷恋，更由于一个帝国的没落，一个时代的终结。」庾信自己年轻时勉强逃脱江南侯景之乱，但他无法逃离更宏大意义上的悲剧命运。他死后中国陷入完全的黑暗，自己的儿子最终被军阀活活凌迟，割肉分给手下吃掉。

韦庄的命运多少与此相似。事实上，许多晚唐诗人都曾经毫不犹豫地把四百年前庾信笔下的南朝套在自己的身上，仿佛长安幻化成了在烽火中付之一炬的金陵，在这里，历史的韵脚是如此鲜明。韦庄晚年在蜀地反复追念虚构中的江南（他是长安人），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缠绵绯恻的词：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如果抽开时代背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这样的句子完全可以写给太平春光里清巧秀丽的少年男女们。几乎像是刻意而为，现实越是惨烈，他的笔下越是温柔：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
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他不希望人们记得《秦妇吟》，刻意没有在自己的诗集里录入这首诗，他死后也终于在漫长的战乱中失传。直到1900年，千年之后的另一个乱世里，斯坦因与伯希和在甘肃鸣沙山的藏经洞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秦妇吟》写本。

「他作为幸存者的记述使我们在千载之下得以了解天翻地覆的巨变中一个人的个体际遇、心态与感情。他是最终的胜利者与征服者，只是他的胜利与征服比较虚幻和迟缓，而且，几乎不会给胜利者带来任何喜悦与安慰。」这是田晓菲关于庾信命运的结语，也可以用在这里。

在《秦妇吟》消失的一千年里，韦庄的声名几乎完全来自于他的花间艳词。庾信的笔下还在不断吐露自己的悲哀和耻辱，而韦庄留下的似乎始终是坦诚的风流，像春日青草雨后白沙一样：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
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
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但这些句子是伴着最深刻的哀痛画成的。

在 Dumbo 散步。

Dumbo 是个能带给你恍若实质的电影感的地方，岸边像是剧院头排座位，你和下城的繁华近在咫尺，但又隔了一层。繁华是比喻意义上的——真实世界里，有了疫情，没准 FiDi 的人比 Dumbo 还少点，但林立的高楼仍然牵引着你的视线，尽管你知道那只是一座空城。

从这里朝西看去，看向下城，最美的是太阳将落灯火渐起的时刻。夜色里的灯光带来城市变得透明的幻觉，你觉得建筑成了影子，轻盈地浮在水上。坚固和虚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只有光线的浮动折射是真实的。这是一切视觉魔术的本质：你把世界的细节压在一个平面上，变成明暗线条和色彩，然后美会从想象里迸发出来。

这是夏日难得的好天气。晚风暖和，但不潮湿。河边有爵士乐手在演出。萨克斯带着弹性的音色在岸上跳跃，被风吹走。空气里隐约有烤肉的味道。

和朋友聊起生活里的细碎。也谈到网络，以一种谈论远方的超然口气，仿佛它只是无关紧要的布景。我们知道它不是，在2021年线上线下的界限早已模糊，网络一直在粗鲁地侵犯现实。但我们可以暂时假装它是。

岸边人们轻声谈笑。寻找最好的摆拍角度的人和看起来泰然自若一脸漠然的人默契地各行其是。河上有小艇来去。小艇永远都有，我从未坐过，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坐，是一个付费项目还是什么，总之它们就是生活里那些你懒得深究的存在的一部分。转过几个街角，又听见爵士乐声，仔细看了看，还是刚才那几个乐手。路灯变暗了。

这是生活的舞台，我们只是演员。拿着从未读过的剧本，莽撞地一路演下去。有时候你会忘了情节是什么，只有触感和气味留下来，而那些时候总是最好的。

晚霞是无法定格的。

你经历过那么多次傍晚，但还是会不经意间恍然间抬起头，惊异地注视墙上的日光影子变成了难于名状的橙色。不是实体的颜色，不是皮质，不是金属，不是毛茸茸的毯子，不是任何你可以触摸的材质，是独属于光线和时间的橙色，亮而温柔。

你冲到窗边看到了晚霞。你拿出手机试着拍下来。拍下来是很美，发出去就可以引来无数点赞的那么美。但你知道这和你看到的还是不同。

在你手忙脚乱拍照的功夫里，城市里的楼宇一点点改变光泽，暗淡下去，又亮起来。天际线的尽头变得稠浓红艳，近乎俗气，但又理直气壮。你不知道这一幕要持续多久，你只能怔怔地等待。

这是这永不停歇的城市里又一个千篇一律而又独一无二的傍晚。就在此刻，你知道千千万万个饭局正在点餐，千千万万间公寓正开始喧闹。所有的聚会都面目相似。在某个这样的夜晚里你带着一瓶酒，推开门，听见熟悉的嬉笑，大家挨个寒暄。你、你、你也来了。忙什么呢最近。嗨瞎混呗。这是哪位？哦哦哦我听人说过你好多次了。我们终于见面了。对对对上次我没去。你认识内谁吗？

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假定你有许多朋友，在每个周末度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夜晚。这是时间的刻度，聚会像万花筒一样旋转，差不多的台词一遍遍重复着。——但你知道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事实上，每一次都不一样。生活在奔涌向前。有的人更亲密了，有的人更生疏了，有的人虽然同时在场但从不交谈，有的人永远分别了。

也可能你并没去任何聚会，一切都只发生在你的想象里。

远方的晚霞每一秒都在改变，你永远无法用语言描绘出你看到的细节，你也知道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复现这一刻。暗影来临，灯光渐起。时间从城市上空的天顶流过，坠入远方。你意识到这里隐藏着某种沉默的奥秘。像你生活里的一切经历一样，你能看到的是那么多，但能抓住的是那么少。

「中国是一个过程。」

脑海中一直在想着洁平老师的这句话。

洁平老师是一个生活在中国边缘处的人。我们都是。当你需要每天理解和思考在地与他者的关系，当你一遍遍追问自己如何理解或者不理解、执着或者不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当你试图在 nowhere 与 now-here 之间找出一爿安身立足之处，你就在边缘，时间和空间和观念和社群的边缘。

站在边缘最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是一个过程。边缘是变化，是导数，是昨日到明日的联结，边缘在提醒你，一切都还未完成，可能永远不会，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都是流动的。

周六去听了洁平老师和周成荫老师的对谈，题目是「全球华人」，一个很难相信在2022年还能心平气和完成的话题，但神奇的是它真的稳稳当当聊了下来。洁平老师讲自己十余年来在两岸三地辗转的滋味，成荫老师说这一切都是百年来一遍又一遍重复在讲但还是讲得不够的故事。你明白这一切都是政治，但你几乎忘了政治。听到后来，几乎觉得有点 sublime。

可能因为台上台下在彼时彼刻分享着一个心照不宣的背景：世界危如飘萍，而我们都只是有血有肉的自己。

洁平老师最后说她相信这一代人的故事要靠去中心化的方式来讲（web3？）。我其实对此不大相信。但我同意，我们不是观念统御下面目模糊的个体，而是未完成的波涛尽头自我探索的支流。Nowhere 也是 now-here。我能建筑的，就是我的历史。

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