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士顿的爆炸事件并未在我的真实生活中掀起太大的波澜。同事们会在闲谈时提起，也并不很哀伤，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事。这未必是冷漠，办公室的确不是抒发私人感情的合适场所。

内心的真实感受则是另一码事。在我来美国的八年里，这不是第一次有同胞在意外中丧生，但是像这次一样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的还是头一次。

「那个姑娘完全可以是我。」就是这样物伤其类的感受。我去过波士顿太多次，我也会像她一样在那个全然平凡的日子出现在那个再普通不过的街头。我平时不大会去看马拉松比赛，但我的很多朋友会。而我自己也会在别的类似的场所出现：博物馆，音乐厅，车站，公园，所有这些死神的披风会随手挥过的地方。那个姑娘完全可以是我。

我和她的留学经历并不全然相似，但是无论在别人眼中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们都背负着同样的标签。我们是留学生。这圈子其实已经足够大，大到其中会容纳形形色色的人，让任何简单划一的 stereotype 都事实上毫无意义。但是在更大的背景里，在十三亿中国人和三亿美国人的目光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标签而已。

我们是在美国的留学生，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作为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快要定型的时候来到美国，在二十岁开始经历文化冲击，本能地躲在让自己觉得安全的环境里小心翼翼地向外打量。我们在生活的技术层面上很快适应了异国的衣食住行，心理层面上则远非如此。我们在彼此说话时中英文会不经过大脑地随意交杂，但大多数人能不阅读英文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去读它。我们吃火锅聚餐，偶尔也像美国人一样去公园烤肉，周末去 hiking 和滑雪（奇特的是，这两个类似的词大家总是一个只用英文另一个只用中文），开车去美国的国家公园旅行，熟悉美国的信用卡积分和折扣，享受和承担美国土地上的种种好处和坏处。但当我们说起「国内」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总是中国。

我们永远不是美国人。无论在法律上是什么身份，F1，OPT，H1b，485，绿卡，公民，我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我们中有些人的孩子会是，但我们不是。

可是我们也常常不再被看作是中国人了。我们自己对真实鲜活的中国生活越来越隔膜和疏离，从国内看过来的目光里又交杂着太过于复杂微妙的情绪。那些我们在异国所分享的共同的经历，那些我们觉得如此自然却已经忘了它们从我们的同胞眼中看起来其实相当不自然的事，那些在任何人群中都会和身份认同一起如影随形而来的排斥和敌意，把我们清晰地划分开来。

一年前在洛杉矶有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对中国留学生情侣在深夜从实验室回公寓的路上被枪杀在他们自己的宝马车里。网络上像潮水一样涌起了对这两人家境的质疑。我很难不想到，如果换了我是受害者，我的父母要因此承受怎样的羞辱。我那时开的是一辆漂亮的二手奔驰，是我用自己一年里攒下的奖学金买的，但我的同胞们不会相信这一点。

二、

昨天和父母通电话时，我提到了如果我在美国遭遇意外的话题。妈妈很抗拒谈这件事，「我不愿意想这个。」但是我坚持要谈，「我觉得我们应该敞开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我说。我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如果我真的遭遇了不幸，我会希望——而且我相信他们到时也会希望——这些安慰是由我亲口对他们说出来的。

我说我们这代人注定生活在一个脆弱的世界里。天灾和人祸都不是新鲜事，但在今天它们会掀起比从前要大得多的心理震荡。大自然总是随心所欲地以万物为刍狗，而社会也变得空前复杂。原先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群被日渐紧密的现代化逼迫着碰撞在一起，一个人可以刻骨地恨一个社群或国家，以至于愿意全力以赴地谋划攻击它毫无防备的百姓，而他可以越来越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生活，都会由于这两个国家各自根深蒂固的问题而不得不面对各种焦虑和危险。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平淡地度过一生听起来像是常态，可这也许只是种错觉而已。

「我当然知道它会有多让人痛苦，但是如果它发生了，我希望你们明白那也只是生活和命运的一部分。」

我说我已经很幸运，生活里经历过的部分也许已经比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更丰富，而生活终究是以其经历而非终点来衡量的。我会谨慎而珍惜地生活，但如果命运是不为自己所能掌控的，就接受它。

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在世界上去过的地方已经远远超过了父母的总和，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无论他们是不是理智上明白应该接受我出去闯荡，他们都会注定因此提心吊胆。但我们毕竟不是为了安全感而活着的。

三、

前一阵有几个在国内发展极好的朋友来美国旅游，和他们吃了好几顿饭。饭桌上的话题似乎总是大同小异的，中国，美国，海归，移民，诸如此类。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像是两个相切的大球，而我在其间反复凌空跳跃着。这常常令人茫然。

这茫然大概会持续很久。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会怎么发展，但可以想见它一定会和我父母所熟悉的全然不同。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后或二十年后会在地球上的哪个部分生活，几乎可以确定的只是彼时的生活模式一定是今天的我所不熟悉的。我今天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以后也许更不知道。我希望我能比父母更晚离开这世界，但我无从确保这一点。

然而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我处于完全不同的生活里——士兵、商贩、公务员、煤矿工人——大概也还是会有同样意义上的茫然。我还是会觉得孤立无援，觉得自己被抛离了那个虚幻的「大多数」，惶恐地面对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归根结底，一个人生活里的每个选择都是在走入一个陌生的领域，面临着未知的危险。他会被命运拨弄，被环境戕害，被随机性吞噬，他既不能决定自己的遭遇，也不能决定这个遭遇是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还是默默无闻的统计数字。他只是在跌跌撞撞地前行而已。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终结于他所不了解之处。好在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的，不是他所遇到的事，而是他所做过的。

四、

村子里立着最后一幢屋，
那么孤单，像世界的最后一幢屋。

大路缓缓地延伸进黑夜，
小小的村子留不住大路。

小村子只是一条道道，
夹在两片荒原间，畏怯地，
神秘地，大道代替了房前的小路。

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
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中途。

（里尔克：《村子里立着最后一幢屋》 杨武能译本）

我和奶奶并不亲，因为从小就和她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爸妈偶尔会接奶奶来住几个月，也只觉得家里多了个人，长大后还觉得有点麻烦，并没有太多相濡以沫的温存感。我来美国之后就见得更少了，最近的十年里似乎只见过寥寥几面。但奶奶身体极好，九十几岁的时候还可以毫不费力地不用拐杖上下楼梯，总觉得她会一直健康活下去，有无数机会可以见到她似的。

奶奶是个旧式的家庭妇女，一生没有工作过，只是相夫教子。她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都活得健康平安，按传统的标准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大成就。爷爷是普通工人，一生辗转过天南海北三四个城市，从江浙到巴蜀到边疆再回到内地，奶奶操持这么大的家颠沛流离，想来有过太多咬牙坚忍的时刻。但人生不外乎如此，也并无特殊值得着墨之处。等我记事之后，儿女基本上各自都扎下根来，她就只是个平凡的老太太了。

以我的视角来看，奶奶和我是个全然两个世界的人。她识字但没念过什么书，文化基本上来自于传统民间故事。她生平只有一项同柴米油盐无关的技能或者爱好就是麻将。她每天除了家务之外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麻将桌上，直到生命终结的前几天，天天如此。她并不嗜赌，据我的观察输赢从不超出几十块钱的额度，赢既不喜，输亦无谓，打麻将对她来说只是生活本身的存在状态之一种，犹如呼吸一般自然，（也许就像我上网一样）。每次她被爸妈接来家里住，爸妈每天下班后一定陪她打麻将直到睡觉，我小时候虽然不许上牌桌，但是可以帮奶奶揉肩兼看牌，耳濡目染，也觉得打麻将是件极容易的的事。长大后才发现同龄人很多不会打麻将，大为惊诧。

她住在我家时，做饭的事情基本上就由她来承担。她做菜很难说是什么风格，总之油大味重，好吃是好吃（也可能是因为我从小被这种口味养大才觉得好吃），但按说是极不健康的做法。不过这话对一个年过八十还可以自如抬起一只腿单脚稳稳站着的老太太来说，毫无说服力。我不记得她的外貌自我记事起有过任何变化，始终是微卷的白发，消瘦，面容淡漠，爱笑出满嘴牙。她手上的皮肤油光起皱，我小时候总觉得像是鱼皮，告诉她，她也同意。

也许是简单的生活方式使然，也许是天性如此，也许是得益于「没有文化」，又或者我生也晚，而她此前的人生波澜早已被埋入心底，总之我见到的奶奶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淡然处之，不焦虑，不急躁，不用力，对我这个长孙虽然喜爱，但也不曾施加过任何长辈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指点。她会做极好吃的红烧肉，也只在乎这一点，她看电视新闻有种看外星世界的漠然。我不太能想象她举着红宝书跳忠字舞——按说是有可能的——但这对她来说大约和买菜时同小贩砍价属于同一范畴的事。我不知道她近于百岁的一生中是否曾有过片刻思考人生的意义这回事，但是她显然不需要被这个问题困扰。她只是在以生活的本来面目生活。

我唯一一次见到她的内心活动是当我已经上大学后，有一次她在我家小住，有一天递给我一张纸，纸上是一首半文半白的小诗，写的是爷爷去世后她对爷爷的思念。诗当然并不好，基本上是套话，但能看出这是她努力而真诚的方式。这件事并无特殊的浪漫之处，她也不是请我做什么评论。她只是以这种方式自然而然表示：她想老伴儿。

在我对故国的记忆里，她始终是一片沉默的底色。

她最爱哼的一首歌是吴莺音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大约是少女时代就学会的。她嗓音普通，但唱起这支歌来每一丝旋律的婉转都捕捉得准确细致。我长大后听过老年的吴莺音亲自唱这首歌，似乎也不过如此。

她今年九十七岁，一直无病无痛。近年来她似乎表示过她想活过一百岁，但子女们私下里担忧如果她一旦真的过了百岁，会不会失去了人生的盼头。前几天她忽然失去了知觉，昨晚凌晨平静地去世了。我觉得，这是个幸福的结尾。

一、

「我现在一看到电视上说 PM 2.5 治理的事，就想起当时人家美国使馆公布北京空气质量的时候，咱们政府还表示强烈抗议来着。」爸爸对我说。我在家陪爸妈过元旦的时候正好西安的雾霾指数冲上 500，爸爸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已经动了和妈妈索性搬家到海南的念头。

爸爸是个老党员，像这样对政府吐槽是很少见的事。他并不算太左，不喜欢文革，不反美，不迷恋毛主席，也谈不上多么热爱这个体制，只是他一般来说会习惯把当局的做法往好的方面去想。「政府也有难处，」他喜欢这么说，「很多事情上面也没办法啊。」

小时候——当我自己刚刚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我觉得他保守得一塌糊涂。在我看来，任何给体制以高居于个人之上的地位的观念都是十足地愚蠢，或者至少是不道德的。「你也有你看不惯的事情，你也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坏的，为什么一旦评判标准变成了政府，你就变得这么宽容了？」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么问他。

后来我不再这么问了。时代在变，我和他的想法也都在变。他的信息来源从曾经只有新闻联播，到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去看联合早报。而我也渐渐开始理解，世界上的问题，特别是和政治有关的问题，并不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可言。再说当我们谈论政府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的概念其实也未必是同一回事。对我来说，一个不尊重宪法的政府就算是是一个糟糕的政府，而对他来说，一个不强迫他去新疆边陲的村庄里插队的政府已经做得挺好了。

归根结底，他是个已经退休在家的老人，更在意的是如何身体健康地安度晚年。日历翻页了，他从新疆回到了西安，我从西安来到了纽约，而政府也已经开始每天公布雾霾指数并且信誓旦旦要把环境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务实对待了。都过去了，不是么？

二、

这个周末，滕彪在纽约做了一场讲演。听众里不乏大牌人物，但更多的是像我一样的普通年轻人。我无从判断大多数听众的政治立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滕和他所代表的理念的拥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会来听这个演讲未必是因为支持他的活动，而更多的只是对他本人的好奇而已。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是一次极端失败的演讲，令我大失所望。这一点事实上在他开始演讲的十分钟之内就显著无疑了：我可以正确猜到他要说的每一句话，在每个话题上要表达的立场，对每一桩事件的评论，因而我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坐在那里。在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演里，没有对社会矛盾的任何细致分析和讨论，没有提供一丝新的知识和洞见，没有提及他在自己被体制从亲近到疏远的过程中的丝毫心理波折（尽管我相信他事实上是有的），在他的口中，中国问题是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只有结论，无需论证。这样一个内容体系搭配上他糟糕的演讲技巧和落伍蹩脚的笑话，让我坐在现场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荒谬感。如果政府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为什么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就为了表达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如果一个听众本来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又为什么会在听了一个半小时的同义反复的宣讲之后，就转而信服这一点了呢？

我仍然敬佩滕做过的某些事，我也相信一个社会需要牛虻。但当我想起我去年年底回国时所见到的那些为了不那么形而上的原因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能断言他们眼中的中国和滕口中的那个中国一定截然不同。如果一个人是如此厌恶一个体制，念念不忘于它所做过的恶，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和这个体制共处，乃至支持和参与它，他会觉得推翻它乃是不言自明的神圣召唤。不幸的是，在不能对此感同身受的人们看来，他的热情与其说是壮烈，不如说是显得有些滑稽。

当他结束他的演讲时，他总结支撑自己一直坚持这一事业的原因说：「说实话，我觉得很好玩儿。和这个体制作斗争，是我干过的最好玩的事。」

我在台下忍不住想，他究竟是否理解，他觉得好玩的事在别人看来，也许一点也不好玩？

三、

就在去听演讲之前的那个中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午饭，席间无意谈起当年 google 退出中国的事。有人问：你们支持谁？大家说：当然支持政府。

我没说话。换了当年的我，也许会说我当然支持 google，现在我会觉得也许 google 留在中国更好，何况也没必要在饭桌上争论这种事。

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去原谅这个体制当年做过的事。无论我今天是否不再相信道德上的绝对主义，我还是无法赞同那些事。那是愚蠢的事，是我绝不愿自己去做，也不愿和做过它们并且理直气壮的人交朋友的那类事。我记得当年我对它的愤怒，今天我也许不愤怒了，但我理解当年的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这个体制只有反感和排斥，因为他们无法释怀于它的历史。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前景，即它一方面拒不反省和承认它犯过的错，一方面事实上（至少在某些方面）不再犯那些错，直到所有人都安然故去，而新的人开始过新的生活。他们不能容忍这番一床锦被遮盖的和解，这种没有纪念碑的进步，这只还悬在半空中，迟迟不落下来的靴子。

我相信有些事确实应当（事实上也会）被铭记，我也理解愤怒、屈辱和鄙视都需要宣泄和寄托。但我也开始逐渐觉得，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不是一幕有尾声的戏剧，道德上的盖棺论定也未必是继续前进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犬儒主义的一个委婉的包装，但我的确相信，同追求让历史宣判自己的正确和胜利相比，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事值得去做。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如果我的孩子会觉得爱国不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会由衷地为之感到高兴一点的。

我有两只一胎所生的姊妹猫，一只叫做 sin，一只叫做 cos。

刚从收养中心拿到小猫的时候它们只有两三个月大，一团孩气，命名遂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它们乍看起来是如此的像，又有微妙的不像，让我觉得如果不能在名字上反应出这一点会是件罪恶的事。我一开始也并不想叫它们 sin 和 cos，总觉得太直白。（去年春节有朋友号召大家用自己的专业写副春联，我写了「天增岁月连续统，春满乾坤正交基」。sin 和 cos 正是一对正交基。）但是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更合适的名字来。后来带他们去打免疫针的时候告诉兽医它们的名字，兽医问：为什么不叫它们 levorotation 和 dextrorotation（左旋和右旋）？我不知道该怎样回应。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记不住这两个词的拼写吧。

那时它们都还只有巴掌大小，用一只手就可以勉强同时托起来。刚到家里的时候我怕它们不熟悉环境，便将它们暂时养在洗手间里，让它们熟悉猫砂盆的气味，以及我的气味。它们毫无困难地适应了新家，喝幼猫奶粉冲的奶，上厕所，规规矩矩地用猫砂盖住大小便，闲时互相打闹或睡觉。过了一周之后我把它们连同猫砂盆一道移到客厅里，它们花了一整天时间紧张兴奋地探索了新的空间，然后就此安顿了下来。

我只用了一小会儿就记住了它们在外表上的细微区别，看出性格上的差异则要难得多，也有趣得多。它们刚到家里的时候一只略显羞怯，另一只则不管不顾大大咧咧，一副自来熟的模样。我想了很久，决定把第一只叫做 sin，第二只叫做 cos，因为在我心里 cos 是个更为阳光正面的函数（它是偶函数）。后来我才意识到奇偶性和外向内向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是件有争议的事，但是既然一开始这么决定了，便也不打算再改。

随着它们一点一点长大，对它们的第一印象渐渐被证明其实毫无意义。我逐步意识到，那只一开始让我觉得有点害羞内向的小猫事实上才是两只猫中更居主导地位的那一只。它更深思熟虑，更健壮（要随着青春期到来才能看得更明显），也更警觉。我说不好哪一只更聪明，因为它们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专属技能。Sin 很快学会了跳起来勾住门把手打开卧室门而 cos 始终不会，但是 cos 很快摸索出了爬到书架顶端的办法（这并不容易，因为书架上全是书，要找到很巧妙的路径才能辗转爬到顶层）而 sin 一次也没上去过。在别的方面，它们基本上难分轩轾，但也还是有点区别。Sin 比 cos 更喜欢趴在我的肚子上睡觉，cos 比 sin 更喜欢蹭我的脚和舔我的头发，诸如此类。它们就像是两个不同风格的钢琴家所演奏的同一首曲子，乍看来一样，但细节上处处都是差异，而差异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早上七八点钟它们会在卧室外挠门叫我起床，（并不一定是因为饿了，有时候头天晚上的晚饭还没吃完它们也一样会叫我。）我起床给它们添上早饭后去上班。下班回家时它们通常会守在大门处等我，一见到我就亲热地叫，走到哪就跟到哪，穿梭在我的腿间，一副不把我绊倒誓不罢休的架势。从下班到睡觉这段时间是它们最活跃的时候，打闹，吃饭，给自己和对方舔毛，找我玩，如果我躲进卧室，就会不屈不挠地要求进来和我待在一起。我睡觉后它们一般还会自己在客厅嬉闹一阵，然后归于深夜的安静。

这不是我第一次养猫，甚至也不是我在纽约第一次养猫。我之前短暂地养过一只通体雪白的成年猫。那猫性格不坏，但并不喜欢我，确切说来，是不能意识到我的存在对它的意义（或者它的存在对我的意义）。后来它被我的一个朋友收养了，相处非常亲热，彼此都很喜欢。人们常常把这种区别概括为缘分，我相信这其间事实上有更复杂的内容，但我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我不喜欢对动物的情感做过于夸张的阐释。猫的大脑神经元发达程度不超过两岁的人类婴儿，并无自我意识，也无法感受到诸如嫉妒、困窘、内疚之类的二级情感。但猫对认可的人的亲热和接纳是如此实在和具体，不需要任何神经生理学的知识也能够了解。譬如这个周末的下午，我晒着太阳打字，cos 趴在我身后的猫树的顶端，眯着眼睛看着我打盹，尾巴正耷拉在我的头顶上微微晃动。Sin 在我怀里蹭来蹭去，想让我的电脑给它腾出块地方来。看看实在找不到舒服的姿势，只好爬到窗边去看院子里的风景，间或扭过头来看看我在干什么。——猫不需要我的存在，但猫在乎我的存在。所谓接纳为自己的一部分，便是这个意思。

有些关于猫的事，是每个和猫这样默然相处过一段又一段时间的人都会了解的。譬如：

会把自己扭成各种在人看来非常别扭难受的姿势然后惬意地呆着。
放松和开心的时候尾巴会竖直翘起露出屁股，而尾巴尖却会微微下垂摇晃，像面旗帜。
在蹭人的时候会用尾巴尖轻扫人的皮肤。
对音乐完全不敏感，无论什么风格的音乐都一视同仁，在很响的音乐里也能睡着。
喜欢活水。喜欢趴在窗台上俯视院子。
会放屁，但不响。
吃饱了之后如果还有剩饭，会在食盆旁边空刨一气，意思是想把饭盖起来以后再来吃。
对任何看来有趣的小东西的反应是叼到一边趴在上面不让别人看到，几秒钟后自己又忍不住把它蹬出来玩。
对猫来说，蹭、舔和咬都是表达和人亲热的方式，并且不能理解人为什么会怕咬。

有些我则觉得是我的猫才有的个性，譬如：

吃饭和喝水的时候常常用手捞起来再去舔手而非直接用嘴吃喝。
即使吃了会让自己中毒的花草（例如百合和绿萝）并且难受过之后下次还是会去玩。
喜欢看我洗澡。
如果觉得猫砂不够干净就拒绝用猫砂去覆盖大小便，而是象征性的挠猫厕所的塑料壁来代替。
叫声并不是真的喵，而是各有不同。更像是婴儿版的「呜哇？」和「呃⋯⋯」
给自己洗脸和舔毛之后有的时候会忘了把舌头收回去。
喜欢解鞋带和吃鞋带。
每当我抱起 cos 走向 sin，sin 都会飞奔到猫树顶端趴下然后惊惶地看着我。但反过来就不会。我始终没能理解这个反射的来源。

猫并不真的把主人当做主人，这是人尽皆知的事。但猫当然也不只是把人当做喂食的助手。在我看来，猫和人的关系并不是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当一只猫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猫和抽象的人在相处，而是这个具体的猫和这个具体的人在相处。它们之间当然有外形性格智商的差异，但是这差异构成的不是鸿沟，而是纽带。它牵连着这个关系，让它独一无二，不可推广，不可延展，只存在于这个特定的猫和这个特定的人之间，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人和这一只猫一样。

有的时候我确实会有这种错觉，仿佛世界只存在于我所处的这个角落，有三个生命彼此两两打量和接纳着。我面前的窗外是哈德逊河，河对面是刚刚封顶的世贸中心新大楼，河上间或有渡轮驶过。河边窄窄的木条步道上尽是出来享受这初春明媚天气的人，有人在跑步，有人推着婴儿车散步，有人照相，有人沉思。窗外的树隐隐长出来近乎透明的嫩芽，微风吹得树梢轻摇，松鼠跳上跳下。阳光透过树枝斜着打进窗子里，在蜷成一团趴在窗边的猫背上映出纤毫毕至的光影。猫的身体随着呼吸微微起伏，耳朵偶尔轻轻扇动一下。这就是我生命里这个时刻的片段世界，对两只猫来说，也是它们的全部世界。

我刚开始决定领养它们的时候非常犹豫，因为不能确定自己能否坚持付出足够的努力。确切说来，是我几乎断言自己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冬去春来，我发现我远比我自己预料的更有毅力。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陪着它们完结它们的生命——那太远了，即使以我自己的生命尺度来衡量也是如此。对于我这样一个讨厌付出承诺的人来说，我甚至无法确定明年春天我还会不会和它们在一起。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初春的纽约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这两只猫共处于一个小世界里，彼此独立，彼此打量，彼此接纳，彼此体认对方为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据说猫不会把记忆维持太久，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离开了我也不会怎样难过，这让我安心得多了。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一、

周三下午六点钟，冬天的太阳早已落山，夜色苍茫，北京城陷入了一片铁灰色的混沌里。当我走出西二旗地铁站的时候，完全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了。面前仿佛有无穷无尽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走入我身后的地铁口。我几乎是仅有的一个逆流而出的人，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撞到别人。在夜灯下他们每个人都和我看起来差不多年纪也差不多职业，穿着颜色乏味的冬装，大多数背着电脑包，脸上带着在办公室面对一天屏幕之后的人特有的疲惫神情，或说笑或沉默地向我走来。但并没有人看我一眼。

我知道这还只是个开始而已。几个小时之内大概有几万名工程师要从这个地铁站回家，这甚至还没到高峰期呢。

在北京的几天时间里，我见到的同龄人们从东南到西北，从写字楼到科技园，从大公司到 startup，分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尽管我在这里念书，有许多朋友在这里生活，每年都会至少回来一次，熟悉它的每个变化，在心理上从未真正远离过这儿，但是再次亲眼看到有这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在这里日夜奋斗，仍然会感受到某种令人屏息的心神震颤。在美国的生活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自己独一无二，或者至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像是散落在绿色植被里的紫色花朵，可以轻易辨认出同胞们，以及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只有回到中国，才会意识到自己在人群中有多不起眼，有多少和自己一样年纪，一样经历，一样憧憬未来的人，散落在无穷无尽的空间里。

他们并不是我的背景，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背景。我只有在北京的时候才能够清晰的体会到这一点。

二、

我去西二旗是为了去一家公司见一个朋友。我从来都不喜欢这家公司，发自内心的不喜欢，不喜欢它的一切——它的价值观，它的历史，它的运作方式，它的管理哲学，它的网页配色——这种不喜欢多少有点不理性的成分。在中国的商业地图上它并不真的是一个特别恶劣的例子，事实上，并没有太多公司比它做得更好。可我就是不喜欢它。

但我几乎能用肉眼看到它崛起的速度，这种崛起几乎像是对我的嘲讽，仿佛扶摇直上的大潮冷笑着对我说：who cares？

我很难清晰地描述我走在这家公司里的感受。一方面，这里聚集着上万名至少和我一样聪明，并且比我更努力的年轻人，当我走出地铁站的时候他们正结束一天的工作——和我同样的工作——疲惫地离开这里。我无法不对他们心存敬意。另一方面，我深深地遗憾于它没能走上成为一家伟大公司的道路，它本应是中国人自己的传奇，可它不是。

但真正困扰我的是心底的另一个声音：也许它其实是呢？也许这就是走向伟大公司的道路呢？也许我自以为是的信念并没那么绝对，而历史自有其答案？

在北京和好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都提到，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有种从小形成的共同的世界观：我们相信明天也许会更好，但需要持之以恒地进步和改革，一点点挣脱旧的自我，才有可能迎来新的命运。但是仿佛一夜之间，社会的思潮完全扭转了方向。自我革命变得不再重要了，眼下的道路似乎就是正确的道路。伟大触手可及，哪怕并不光荣。说真的，这个月我们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了。只要继续努力，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也成为这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国家才对。

当我在这家公司的食堂里和周围不计其数和我差不多的员工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这问题不只一次地划过我的脑海。也许我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幸运——但是凭什么呢？

三、

「你得理解它，这不是它想怎么做生意的问题，这是它不得不这么做生意的问题。」在清华园里，一个朋友对我说。
「我要是你，我才不会回来呢。」在回龙观附近，一个朋友对我说。
「在这个小环境里也许显得还不错，但是整体的大环境实在是太糟了。」在国贸一家餐厅里，一个朋友对我说。
「我现在觉得我这段时间积攒到的最大的信心在于，即使你真的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其实也还是会有足够多人买账的。」在北大边上，一个朋友对我说。

这些朋友都是我的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有出色的成就和漂亮的履历。他们似乎并没谁真心热爱北京，但他们在这里努力工作，咬牙坚持，保卫社会，支持家庭。他们的生活有其各自的苦恼和挑战，既消磨也滋养自己的雄心。青春即逝，面对生活袒露出坚实的面目，像是寒冬里裹着大衣顶着冷风前行一般。但他们在尽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相比而言，曼哈顿像是海上的一叶孤舟一样远。

博尔赫斯说：人群是一个幻觉。但一棵独自生长的树并不等同于一棵在密林中长成的树。在北京的浓雾中间，在此起彼伏的泡沫和到处流淌的热钱下面，未必有一个更理想的国家，但确实有更多共同跳跃的脉搏。一个人在这里可能更容易迷失自己的坐标，但也更容易感知潮水的方向。在美国回望中国，有时会陷入某些被 cliche 所织造出的逻辑里，譬如「机会更多」，「关系更复杂」，「更不守规矩」，诸如此类。但真正微妙的区别，则只有置身于北京的人群之中才能体会得到。那就像是皮肤所感知的细微温热，在远方是看不到的。

北京并不令人愉悦。但每次回到众生喧哗的北京，都让人觉得仿佛离未来又更近了一点似的。

「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我对 Sydnie 小姐说。

Sydnie 小姐在地球的另一端懒洋洋地不想搭理我。作为一个深刻了解我的不可安慰性的人，她知道她说不说话都没什么区别。

我也并没期盼答案，只是需要通过不断输出负能量来维持自己的身心平衡而已。能够连续多年接受我的负能量输出还没有抛弃我的朋友并不多，我好珍惜他们。（也许应该说她们。）

纽约下了场小雪，窗外像是挂了一块晦暗的幕布。周末很安静，一如既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这时会冲进曼哈顿去呼朋唤友以排遣这令人抑郁的冬日，而我则坐在家里在电脑前面写代码，连音乐都没有开。

我并不是在工作，我只是在学习编程而已。

过去的两个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我似乎能听到心里薄薄的浮冰碎裂的声音。生活以一种难于预料的方式决断性地推了我一把，让我意识到我正驶入某片湍流之中。「有好多好多好多想法在脑子里打架，焦虑得好像一条即将爆炸的河豚一样。」有一天我在广播里说。

浮冰正在一点点碎掉，而我远离任何一片陆地。我并不害怕——以前的生活也茫然过——但是多少有点伤感。这好像不该是这个年纪还有的状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高大上的故事》，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老高三十岁之前的简历是被名校的名字堆起来的，名校毕业后在纽约做大律师，老婆是名校里认识的同学。生活完美无缺，高，大，上。故事要是结束在这里就很好。

但是故事才刚刚开始。老高不幸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忽然想到要问一下自己：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么？众所周知，这一类问题素来是万恶之源。于是离婚，辞职，给人生按下重启键，老高要去追寻生活本来的意义了。」

这其实是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当然并不是我，我写的时候也并没想到自己。但我渐渐惊讶地意识到，我事实上完全可以是他。一个人并不选择生活的道路，而是被生活的道路所选择。他看到远方朦胧的灯火，看到小径分岔消失在密林间，来时的路遮蔽在浓雾里，而眼前只有夜色。然后他听到内心浮冰碎裂的声音。

我在那篇文章结尾处说：

「一个高大上的人，除了他由于种种机缘能够享受到高大上的生活之外，并不因此而免疫于任何其他人会有的欲望、妄想、弱点、痛苦。一个高大上的背景会让一个人做出生活中每个选择的那些时刻显得更有戏剧性，他选择的余地更大，可供操作的资源更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更复杂，如果他失败了也就显得更讽刺。但是在做出那些决定的时刻里，他盲目的就像是个普通人而已，因为他本来就是。」

雪天看不出太阳什么时候落山，只能看到天色渐渐黯淡下去。猫蜷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编程界面的字体色彩斑斓，冷冰冰地凝视着我。冬天像是已经很久了，但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不知道我是期待还是害怕春天的影子。

「好难过。」我对 Sydnie 小姐说。

「这是个过程。」她简洁地回答到。

这是对一条知乎问题的回答。

2013 年我去秘鲁旅行了一趟，主要的目的地是马丘比丘和的的喀喀湖，但路上也经过了不少小镇和乡村。秘鲁是个有代表性的南美国家，经济水平一般，城乡发展水平大致上让我想起中国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我当时写的游记里有一段话描绘了那里的景象：

「从湖边回望过去，粗糙不堪的砖瓦平房密密麻麻地在山腰蔓延开来，像是个巨大的不知存在意义为何的蚂蚁巢穴。太阳初升的时候，街道上的店铺都还关着门，只有在街边摆摊卖早点的摊贩们推着车子走在街上。身边偶尔会有电动三轮车歪歪扭扭地驶过。街道两旁的墙皮斑驳陆离，积满年代久远的灰尘和可疑的油腻。偶尔传来卷闸门被拉起的声音——这是我小时候听惯的，但在美国很久没听到过了——一个男人睡眼惺忪地把一盆脏水泼到人行道上。一个穿着当地传统的毛衣毛裙的矮胖老太太吃力地推着三轮车过马路，车子上捆着一大堆包裹和几个塑料板凳，板凳在她正要走过街心时滑落了下来滚到一边。她要去捡起凳子时，三轮车又沿着马路滑向另一侧。我连忙跑过去帮她把板凳拾了起来，她咕哝了一句我甚至听不出是不是西班牙语的句子，我们各自走开。」

这场景本身并不出奇，它并不能说明秘鲁的好与坏。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今日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日常面目——如果我们意识到无论北京还是纽约事实上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异类的话。

但重点是，当我走在秘鲁乏善可陈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看着这些和我小时候见惯的中国中西部城镇大同小异的景色时，我反而更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特殊性。在秘鲁，我不止一次政治不正确地想：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地区实在是乏味荒芜地令人厌倦，人民也只是疲惫地生活和跋涉在这里，仿佛过去和未来都同自己并无干系。马丘比丘固然是令人炫目的珍宝，但它只是碰巧孤单地遗落在此罢了。——我承认，这当然只是一个外国游客的感受，也许对一个生于兹长于兹的秘鲁人来说并不公平。但那种乏味感是真实的，几乎触手可及。

然后我忍不住想，我记忆里同样灰头土脸的中国内陆和眼前的秘鲁的区别在哪里。那并不是熟悉所带来的亲切——事实上，让我今天骤然回到中国内陆，除了语言相通外我恐怕并不会觉得比秘鲁熟悉多少——而是某种难于言表的，深入心神血脉的「不孤独」之感，一种让人得以安身立命的，被漫长历史和灿然典章所滋养出的温情。一个人看着美国缅因州的枫叶，会意识到那并不是老杜笔下玉露凋伤的树林。在大峡谷畔的沙漠里开车，也绝不会误认为自己是在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外。拉丁民族有远比中国发达的民间音乐文化，但没有吴丝蜀桐，更没有「一雁过连营，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在中国的土地上的那些山村、水乡、田舍、食肆，是一个漫长时空层叠累积出的结果，而中国人在其间劳作杀伐，爱恨生死，觉得这一切都像呼吸一样自然。它们一点也不自然。

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悠久」之类的 cliche 而已。中国人喜欢自豪地谈及长城和兵马俑，觉得那是中国独有的瑰宝，但事实上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瑰宝，它们并不真正独有。真正让中国之为中国的，是那些中国人并不会时时意识到其存在的东西。我多年前有一次和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印裔长辈闲聊时，她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碰到过的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谈及几百几千年前的某某朝代发生过的事？这难道不应该是非常专业化的知识么？」——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多独一无二。

我告诉她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民间戏曲和传说，让几乎所有中国人，哪怕不识字，也能对历史的大致轮廓如数家珍。这是个最简单的回答，但我其实一刹那间想到的远不只是戏曲而已。三峡岸边的鬼城，西安城墙根的埙声，江南巷弄里的酒望，这些涌到嘴边却无法向一个印度人用英语解释清楚的事，才是真正的答案。

刚来纽约的某个晚上，我在微信上说了一句：

「没有深夜和猫一起听过《重整河山待后生》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知道它为什么好的这个事实，就是我觉得身为中国人十分骄傲的事。

0. 这是划时代的好作品。

1. 以下只谈我觉得是缺点的部分，不谈优点。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2. 柴静用自己的孩子的肿瘤开篇，无疑是最具争议性的部分。柴静很注意避免直接谈论雾霾和孩子肿瘤的因果关系（我不确定她本人是否真的相信有这层因果关系），但逻辑上，如果没有这层因果关系，这个开篇就明显煽情过于说理，因而让人在第一反应的震动之后，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削弱了立论的力量。

3. 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肺癌高发率恐怕和中国高吸烟率的相关性还要大于和雾霾的相关性。全片对控烟一字不提，虽然不是错误（控烟并不是主题），但是这反映了这类宣传片共同的困境：大自然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织的，而人类的思考方式更偏好简单明确的因果链条。因此，几乎任何强调特定主题的有效宣传在学术上都有夸大一种因素掩盖另一种因素的嫌疑，因而会受到技术层面的指责。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也饱受此诟病。当然，这里有度的区别，柴静并没有把本来几乎不存在的关联性硬说成是有，也不构成根本性的缺陷。

4. 片中借采访对象之口提到了河北有几十万职工事实上依赖于高污染的工厂而生活，但这一点只是浮光掠影，并未深入讨论。事实上这是污染治理最本质的问题：如何强行落实环保法律要求，而置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于不顾？片子并未回答这问题，甚至连试图回答也没有，仿佛答案不言自明。但答案并非不言自明。

5. 片子后半段用英国的经验对此问题做出了简短的回应：一个产业没落了，另一个产业会兴起。人们不做矿工了，可以去做别的。但是这话近同儿戏：在统计上新行业当然提供新就业，但新的就业员工如何可能恰巧等同于没落行业淘汰的那一群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地理分布、资源配置都全然不同。就业率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美国汽车产业没落的同时信息产业也在兴起，但是底特律的汽车工程师并不能直接搬到硅谷去开始写代码。河北的几千万人要如何承受产业换代的冲击？

6. 这也是片子最令人诟病的地方之一：它几乎全然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视角和利益。对城市中产阶级而言，雾霾是一个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敌人。但如果她去采访一个钢铁厂工人，对方也许会说：我宁可要雾霾，也不愿失业重新找工作。这个利益诉求在片中是完全被忽略的。

7. 片子对企业的态度是令人玩味的。中石化几乎完全作为反面角色出现，逻辑上的指向是放开能源领域的垄断，促进竞争和创新。在抽象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但中国环保问题的一个人人皆知的现实是：大企业事实上比中小企业在环保上做的好的多。中小企业由于利润微薄，监管难度高，竞争激烈，反而更倾向于破坏环境。2005年至2010年那一轮国进民退，导致大量山西中小煤矿关停并转，既促进大型国企的垄断，也事实上有利于环保。如果要在能源领域打破垄断，如何在操作层面上既促进竞争和创新，又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的急功近利破坏环境，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片子对此未置一词。

8. 更进一步，现代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强烈依赖于现代化工技术和能源技术，但城市中产阶级（也是本片的主要诉求对象）真的做好准备了么？要节能减排，就必须推动大型化工基地的建设和核电厂的建设，以大工业取代小工业。如果舆论上没有相应的准备，人们仍旧谈化工、核能、大型水电站而色变，以「加强监管，打破垄断」把治理环境问题的策略一语带过，任何方案都是缘木求鱼。环境保护无可避免地包含巨大的代价和成本，把这个代价和成本摊开来计算，告知公众他们未必乐意接受的事实，应当是任何关于环保问题的讨论的基本义务，而本片做的非常不够。

9. 一个城市居民理想中的世界，是身边既没有化工厂，也没有核电站，长江上没有三峡工程，郊区没有烟囱，城市里不堵车，出门有蓝天，但同时自己又能用上便宜清洁的油电水和现代工业产品的世界。这世界是不存在的，和监管是否到位，法治是否昌明并无关系。当然，在一个事实上监管并不到位，法治并不昌明的国家里，首先要求立法、执法和行政部门的有效做为是理所应当的事，这也是本片的主要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也必须承受把问题过度简化的指责。

10.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有效的宣传都是某种过度简化，而分寸感极难拿捏。我并不认为柴静拿捏的完美，但这是求全责备。即使有以上这些批评，她的贡献也比所有批评她的人所做的贡献所加起来要大得多。谢谢她。

一、

上周的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陶哲轩的人物特写。陶哲轩是名满天下的天才数学家，但很少出现在公众媒体之中，主要的原因似乎在于他缺乏耸动的新闻性。文章中提到了他的学生们开的玩笑：「好莱坞永远不会为陶哲轩拍一部电影。他生活顺遂，家庭幸福，每天都乐呵呵的。太正常，太不像一个天才了。」

我上过他的课，在校园里也和他打过不少照面。在我看来，说他过于正常其实也不太确切。他走路和说话的方式（特别是站在讲台上的时候），那种表达能力微微落后于思维速度所导致的举手投足间微妙的张力，以及仿佛总是在神游物外的微微怅惘的表情，究竟还是能让人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位街头的普通路人。事实上，我见过的当世一流数学家们大多数在外表举止上都和普通人真的别无二致。而陶哲轩的人生经历——17岁大学毕业，20岁博士毕业，24岁获得正教授职位——无可避免地还是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些许烙印，也许微妙，但并非了无痕迹。

这篇特写提及了一些他成长中的细节：他也会在考试前连夜填鸭复习，也会流连于动漫书店和沉迷于通宵游戏以逃避在普林斯顿所承受的压力。文章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谈论这些事，但是和大多数常见的完全流于花团锦簇的溢美之词的个人传略相比，这些细节还是显得相当醒目。他十二岁时坐在大学的期末考场上，因为发现自己临时抱佛脚的准备完全无法应付考试而哭了出来，被监考老师请出了考场。这不是什么人生花絮而已，这是一个人没法逃避的记忆和经验的一部分。

「有才华的孩子总是倾向于回避自己觉得难于克服的挑战」，即使对陶哲轩来说也是如此。他似乎令人艳羡地同时拥有聪颖超卓的头脑和平凡温馨的生活，但他并不是轻轻松松做到这一点的。也许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

昨晚我走进曼哈顿五十三街和第五大道的地铁站，那里和平时一样燠热嘈杂，但嘈杂的噪音中夹杂着一缕二胡的声音，虽然几乎难于听清，但还是立刻就抓住了我。

纽约随处可以看到街头艺人，说实话，大多数时候和艺术都没有什么关系。曼哈顿并不是一个好的舞台，它太喧闹，太焦虑，几乎没法给任何形式的艺术以冷静沉着的发挥空间。通常情况下，这些艺人要么选择以最耸动最流于俗套的方式挽留行人的注意力，以本质上近似于马戏团的手法谋生，要么绝望地沉浸在一个角落里，听凭自己被步履匆匆的城市视而不见。Joshua Bell 曾经在地铁站里演奏过巴赫的恰空，并且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华盛顿邮报以一种颇为讽刺的笔调讲述了这个故事（「你们知道他的音乐会票卖到多贵吗！」），但这其实没什么可讽刺的，事情本来就该是如此。

在纽约遇到过的种种卖艺人里，我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印象最为深刻。我不止一次见到他，看样子是个华人（或者至少是亚裔），穿着有点滑稽的衬衫和领带，在地铁站里卖力弹奏电子琴，全是土耳其进行曲一类流行到令人生厌的曲子。他弹得错漏百出，但在地铁站里，这反正一点也不重要。人们仍然摇头晃脑地驻足聆听，在一曲奏毕时爆发出欢呼，而他面无表情地休息片刻，便开始弹下一首。周围的人群中永远站着一个中年人，模样和年龄看起来似乎是他的父亲，双手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他。那情景仿佛一个寓言一样。

但这次不同，二胡的声线悠然颤动着，带着显而易见的活生生的人的气息。尽管地铁列车刚刚走远，隧道仍在轰鸣，我还是立刻被它抓住了心神。演奏者是一位不算太老的大叔，表情淡漠，但并非是对音乐完全无所谓的那种淡漠，而只是仿佛更习惯于用乐器诉说情感一样。他用电声喇叭预先录制的背景音乐为自己伴奏，无可避免地，这让音乐多少有些僵化，因为节奏早已被限定得一成不变，毫无即兴发挥的余地。但他仍然竭力使得自己的演奏在仅有的余裕中迸发出某种生命力来。

地铁来了又走，他的琴声偶尔混在噪声里，但他只是心平气和地拉着，而琴声也并没被盖过。

我怔怔地看着他，试图辨认出他的演奏里有多少是熟能生巧的肌肉记忆，有多少是来自他真实的「此刻」。实事求是地说，要求一个经年累月在地铁站的溷乱环境中演奏的人永远感情投入，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但他的演奏远非只是例行公事。我忍不住想，在这种环境里都能让自己的音乐传递出感染力的人，在真正的舞台上该能呈现出怎样的效果。

而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在纽约地铁里演奏呢？在演奏时他在想什么呢？

我要坐的车来了。我机械地上车落座，但又舍不得这音乐。车门关了，那一瞬间我忽然由衷希望车门由于故障再重新打开，我一定会跳下车去再多听一会儿。

但车门并没有打开。我扭过头去，在车窗里看着他消失在隧道尽头的灯光里。

三、

听一个人讲述他的过往，是件有趣而神秘的事。有时候能轻易看出一个人昔日经历同成长后的性格的联系，有时这种联系则仿佛迷宫里的线索一样模糊不清，甚至会让人觉得这只不过是牵强附会的事后诸葛而已。

但只有一个人自己才知道昨日的自我对今日意味着什么。在那些自己孤独面对自己的时刻，那些无可回避也无力承受的静谧的瞬间，一个人会被宿命感所笼罩，会忍不住把命运的叵测安排全都归因于历史。这当然通常只是借口，但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有时候就是一个人所能倚仗的全部安慰了。

来美国将近十年了。十年前我雄心万丈，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相信命运总会眷顾自己，相信一个人只要不断小心避开自己不愿直面的困难，就总会找到轻巧顺遂的人生道路。我并不对自己有过高的期待，或者说，多少有些纵容自己的不求上进，但我还是相信——毫无理由但发自内心地相信——我能过出漂亮的人生来。

那时我绝不会知道，十年后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耐心是一种多么难得的能力，而人生并无捷径可言。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人要如何努力地接受自己的缺陷，学着和灰头土脸的挫败和平共处，才能镇定地面对拖泥带水的生活，并且仍然鼓足勇气继续向前。这转变仿佛是一瞬间的事，而我甚至没能意识到它。像是海面上一条没有罗盘的船，以为自己一直在驶向同一个方向，而事实上早在湍流里转了无数弯过去。

也许是该拾回十年前的雄心的时候了。

夏天的夜晚正适合跑步。每次沿着哈德逊河畔慢跑，看着月亮升起在河对岸曼哈顿的天际线上，都会沉醉于它不真实的美，似乎转瞬即逝，一不小心就会错过了。

但那一幕当然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像是种无声的安慰和鼓励一样。

一、

「要做到能自在地冲浪大概需要多久啊？」我趴在随着海水荡漾晃来晃去的冲浪板上问教练。

「唔⋯⋯说不好，看怎么算自在了。六个月？」教练站在齐腰身的海水里说。

「六个月！」我大惊失色。「这么久！滑冰滑雪什么的几周就可以像模像样地享受了呀。」

「嗯，可我冲浪已经二十年了，六个月并没有很久啊。」教练耸耸肩。

这是我第三次来这里冲浪，每次遇到的教练都不同。这一次是位女教练，看起来和任何纽约街头三十余岁的女性都别无二致。直到我们走进海里，我都看不出来她会冲浪。这也是我冲浪之后学到的新知之一：不是每个冲浪手看起来都像电影模特一样的。

我和她很聊得来。当然，这也很可能只是因为我已经多少掌握了一点冲浪的技巧，在冲浪板上不至于紧张得大脑一片空白，开始有余裕聊天的缘故。她是附近一家医院里的护士，周末来这里兼职做冲浪教练的。「你是干什么的？」她问我。

「软件工程师，写代码的。」

「啊，那你是那种聪明人。」

我心里偷笑了一下。她的口气既非夸奖也非讽刺，就只是随口一说，但听起来还是很好笑。

「你是终年都冲浪吗？还是只有夏天才来这里冲？」我问。

「他们有人冬天也冲浪的，我冬天宁愿去滑雪板。」教练说，「我有一次冬天来这里冲浪，差点把手指头都冻掉了。你会雪板吗？和冲浪有点像。」

我摇摇头。

「我男友是个职业雪板手，他这会儿正在那边自己练冲浪呢。」教练指了指我们身侧的防波堤，「他水平也就和你差不多，五个浪能冲起一个来的样子。但是他不要我教他，我就懒得管他让他自己玩去了。」

「男人就是这样子的啊，你教了他还不高兴呢。」我说。

这天风平浪静，所以我并没有真冲很久浪，而是问了教练一大堆问题，如何判断浪的起伏方向，如何快速转身之类。教练跳上我的冲浪板，给我示范：「你看，你坐在尾巴上，把板这样翘起来，就能很快转过来了。」

「好棒的办法！」我赞叹到。然后照样模仿了一遍。咦？从板子上掉下来了。

又试了一遍，又掉下来了。教练在一边宽容地笑。

「为什么看你做起来这么容易！」我抱怨到。

「我冲了二十年啊。」教练说。

二、

第一次去冲浪的那一天事实上完全不适合学冲浪，风向不对，浪也太大。教练有点发愁，但还是硬着头皮带我下海去了。

那一次的教练是个小伙子，喜欢用设问式的教学，而我最讨厌这种方式，总觉得像小学生一样蠢。教练问：「你看看你的周围，你觉得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

我连冲浪板怎么拿都不知道，茫然四顾，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教练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好勉力猜谜，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终于猜到了。「石头？」我没有底气地说。

「没错！就是石头！」教练用一种刻意强调出来的兴奋口气赞扬道，「我们要想办法远离这些石头！」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如此这般，教练和我一问一答地讲了一大堆注意事项给我听，然后在我们下海之前对我说：「待会儿我说的这些你一个字也不会记得的，没关系。如果你被浪从板上卷下来了，你猜会发生什么事？」

我像白痴一样看着他。「什么事？」

「你就只是被卷下来了呀！」教练说。「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你护住脑袋不要被板砸到就行了。」

到了海里，我很快就发现，我果然什么也不记得，除了护住脑袋这件事以外。海浪在沙滩上看起来不过尔尔，身在其中才知道能量有多大，自己像是钻进了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我差不多总是刚站到板上就摔进海里了。

「你干嘛那么恐慌啊，」教练问我，「你在恐慌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在恐慌什么，我连我是头朝上还是朝下都不知道。

「你太僵硬了，」下一次被浪卷下来教练又问我，「你感到你自己有多僵硬了么？」

我试着感觉了一下，什么也没感觉到。当然，僵硬的身体本来也就什么都感觉不到。

后来我终于觉得我必须主动提一些问题了。「请问，我从板上弹跳起来的那一下子，是应该用胳膊用力把自己撑起来，还是主要是用腿跳起来胳膊只是辅助一下？」

教练把手举在我面前，掌心对着我的眼睛，「你看着我的手。」

我盯着他的掌心发呆，他一巴掌拍在我的脑门上。「你想太多啦！」

直到那天最后一次抓浪，我才勉强从浪板上站起来了一下，虽然旋即又跌进了水里，但总是个巨大的进步。教练也很高兴，大概觉得总算没有太打击到我的信心。「今天浪真的不适合初学者，你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安慰到。

我其实并没气馁。确切说来，是眩晕感还没有消除，顾不上气馁。「我觉得其实还好啊，反正跌进海里也不痛。」

「是啊，我就说嘛。」教练一边帮我收起冲浪板一边说，「万一被卷下去了，就被卷下去了而已，是吧。」

「没错。」我配合地回应到，有种哄北京出租车司机开心的感觉。

三、

长岛的海滩上有好几个冲浪地，当然比不上夏威夷和加州，但对初学者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这季节正是冲浪的好时候，到了周末，海面上一眼望去，尽是坐在或趴在板上随着海浪起伏着的冲浪手。

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冲浪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真的在冲，而是在等待和捕捉合适的浪头。一个人可以把一整个周末都花在海面上，在海风和波浪里懒洋洋地呆着，直到一道舒服的浪头卷过来，才跳起来乘浪冲向岸边，然后再划回海里，等待下一波浪涌来。有人很快就觉得这件事比自己想象的要乏味得多，从而放弃了冲浪，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这正是乐趣所在。

这个夏天只要周末没事，我都会来冲浪。从一开始被教练带着还懵懵懂懂，到后来可以自己租一块板子就自己下海玩。冲浪很难，从海上其他的冲浪手就能看得出来。不少人身材紧实，肌肉精干，冲浪板也是私家用旧的好货色，一看就是老手。但一个浪头打过来，能成功冲起来的总还是寥寥无几，常常让我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但是学新东西的过程总是有成就感的。

好几个朋友都知道，这是个对我来说极为难过的夏天。纽约几个月来的天气都很好，阳光和煦，又不酷热，正是出门呼朋唤友的好时候。但我大多数时候还是选择坐在家里，看着日影一寸一寸移动，听着心里的脆片支离剥落的声音，度过一个个静谧孤独的下午和傍晚。

好在大海上可以轻易忘掉许多事。

有很多细节是要直到开始冲浪才会注意到的：隆起的海面如何卷出海浪，风向如何影响了海浪的形状，诸如此类。波浪几乎总是一组一组涌向岸边，要冲破这些浪头趴在板上划向外海，是个需要全神贯注才能完成的挑战（很多冲浪手漂亮的上半身肌肉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在这汹涌翻覆的波涛里，心里什么事也容不下，只有大海本身。

「你不能和它搏斗。」这是第一次学冲浪的时候教练就告诉我的事。「你抗拒不了海浪，也不应该抗拒它。」

我要过很久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和滑冰滑雪之类的运动差不多，冲浪板上的稳定性来自于松弛的身体，而一开始最难做到的也恰恰是松弛。因为害怕失去平衡而浑身僵硬用力过度，结果更加失去了平衡，是每个初学者都必须闯过的难关。一开始一次次从板上跌落的时候，完全晕头转向。只有在自己经历了那个飞跃之后——第一次成功地在板上自己站起来，身体放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状态，稳稳当当地冲到海边——才会明白那个微妙的平衡感是怎么回事。

从一开始被浪头打得七零八落一片茫然，到渐渐明白每次发生了什么事，再到开始有意识地环顾四周控制方向观察浪头，这是个痛苦的过程。要一点点打掉自己的本能反应，克服心里绷紧的惊惶和抗拒，排解焦虑和执念，放松，自信，镇定，直到好像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然后在不知不觉之间，身体里的僵硬会一点一点融化掉，感官会重新变得敏锐起来，自己会重新得到被再造了一次的安全感——就像所有别的成长一样。

然后夏天就这样结束了。

澎湃约稿。

一、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们要学完全部高一数学。」一名担任多年教研组组长的中学数学高级老师对着讲台下的十余名学生宣布到。学生们面面相觑。

这听起来野心勃勃，但其实是一个并不困难的任务。高中数学课的难度是为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平均水准设置的。如果特地挑选出少数特别擅长数学课的学生，辅以有经验的教师，把教学时间大大缩短并不稀奇。事实上，两周之后，这个目标果然不打折扣地实现了。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我自己是当时台下的学生中的一员，我所在的班级被称为少年班。在不同的学校它还有许多别的名字：特长班、提高班、实验班、教改班，诸如此类。它们的指导思想都差不多：把所谓「学有余力」的学生（有时被称为超常或早慧学生）通过选拔考试集中在一起，因材施教，以更快的步调学完课本上的内容，让他们早日毕业。

这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教育思路。它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7年，当时主管科技教育的方毅副总理收到了一封长信，向他举荐一名叫做宁铂的天才少年。方毅将此信转给中国科技大学，上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这成为日后为世人所熟知的少年班的滥觞。

在那个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如梦方醒急起直追的年代里，宁铂成为了民族心理的某种寄托，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人们（特别是家长们）相信，人才教育和工业建设一样，可以（也应当）只争朝夕大步向前，宁铂就是最好的榜样。「破格」成了一个带有魔力的词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这句口号鼓舞着少年班模式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1985 年，我日后所进入的那所中学获得了「全国超常教育试点学校」的称号，开始开办少年班。在我入学那年，报考这个只有几十人的班级的考生至少至少有上千人。千千万万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宁铂。

我后来在十六岁时保送进入大学。当然，这种事在那时已经不具有任何新闻效应了，我并没因此成为宁铂，只是短暂地成了一阵父母工作单位同事间的谈资而已。

二、

2003年，宁铂辞职出家，舆论一时大哗。

这则戏剧性十足的新闻迎合了许多人的既定认知，成为对少年班口诛笔伐的最好理由。在宁铂的故事里，少年班的弊端暴露无遗：它扭曲了孩子的心理，让孩子身上承担了太多不该承受的压力。它无视孩子自己对未来的选择权利，把一条规划出的道路强加在了孩子的身上。最关键的是，它揠苗助长，违背了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剥夺了孩子游戏和人际交往的时间，忽视乃至妨害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宁铂一起被翻出来讨论的还有他的少年班同学谢彦波和干政，他们两人日后的发展也都不甚顺利，干政甚至还一度患上了精神疾病。

而为少年班辩护的人则指出，宁铂并不是少年班学生的合适代表。和宁铂一起作为天才少年被招入首届中科大少年班的，还有一名叫做张亚勤的孩子，他在少年班毕业后赴美留学，后来成为全球最出色的电子工程科学家之一，曾经先后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和百度公司总裁。在宁铂的若干届少年班师弟师妹中，81级的骆利群和87级的庄小威也都成长为世界级的科学家，2012年双双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96年以13岁的年龄进入中科大少年班的尹希，在2015年秋被擢升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他这样谈到所谓少年班扭曲青少年成长规律的问题：「这些所谓的成长规律都是人胡乱定出来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中科大少年班给一群孩子更多的选择，这正是中国教育普遍缺乏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份采访里，尹希屡次表示了对「神童」和「超常」这类称号的反感。他反复强调的观念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年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己只不过是努力追求自己喜爱的事物、乐趣和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罢了。当记者问他智力超常的孩子在生活和相处中是否有区别于普通人的有趣地方时，他断然否认这个问题有任何意义：「我不喜欢智力这一词，也不知道它的定义。我身边的人，和我自己，都是普通人。 」

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智力这个词的意思，但这似乎是大多数少年班学生的共同心态：拒绝自己的「神童」身份。既然年龄和智力是自己成长过程中最醒目的光环，也带来最沉重的压力，对当事人来说，在心理上最好的保护机制就是不断说服自己相信年龄和智力并不重要，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张亚勤后来取代了宁铂，成为中科大少年班的宣传样板。当宁铂名满天下的时候，张亚勤只是少年班里一个各方面都毫不突出甚至有些落后的孩子，无需承受少年宁铂所承受的重担。有人觉得，正是年少时的默默无闻，才成就了日后的张亚勤。

在《伤仲永》这篇文章里，王安石惋惜地得知仲永最终「泯然众人矣」。但是如果泯然众人并不是件坏事呢？

三、

几个月前的春天，在美国硅谷的一家餐厅里，我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同事 Bobby。他是我的师弟，14岁时就进入大学，18岁时本科毕业来到美国，22岁拿到博士，24岁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进入了硅谷一家技术公司做工程师。

Bobby 和我一样，构成了少年班的故事里不同于宁铂和张亚勤的那一部分。我们早早进入了赛场，几经周折之后才调整了自己的脚步，踏上了「正常」的步点。说来讽刺，曾经在年少时显得意义无比重大的几年时间差距，会在漫长的职场生涯里自然而然地泯于无形。事实上，这也是绝大多数少年班的学生的共同成长路径。

毫无疑问，即便如此，少年班的经历也会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或多或少无可磨灭的印迹。无论如何，在心理和生理成长最关键的几年时间里被冠以「超常儿童」的头衔，成为老师、家长、同学、乃至新闻界瞩目的对象，这样的人生经验当然会深刻地形塑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哪怕是自己为了抵御这些压力而做出的自我防御本身，也不是全无代价的。

但这也并非少年班的学生所独有的体验。一个孩子有太多可能性在儿时以某种方式承受瞩目或者光环，可能是机缘凑巧少年成名，可能是富贵逼人的家世，甚至也可能不过只是天生出众的容貌。凡此种种，都可能把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投置于并非自己选择的湍流之中，承担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压力和挑战，这本来就是一个人叵测命运的一部分。

少年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是把一个人为制造的特殊环境强加于少数孩子身上。它来自这样一种思路，即社会应当动员最好的条件，以特别对待的方式来促成超常儿童的教育和成长，让他们尽快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也正因为如此，少年班的成败往往以它的学生日后的成就来衡量。如果他出家了或者落魄了，那就是少年班的失败乃至污点，如果他成了总裁或者院士，那就是少年班的成就和光荣。

但人才并不是植物，能够被这样简单地计划和培植。创造力可以被扼杀，或者被鼓励，但无法被强行推动。「少年班应当如何培养这些少年」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呢？

如果说社会对它的下一代有什么义务，它应当是给青少年创造这样一个条件，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融入群体，不受到瞩目也不受到忽略。他们不用惧怕老师的暴力或者同学的霸凌，与众不同的孩子不被孤立，默默无闻的孩子也不被漠视。它应当让孩子们可以广泛接触到和自己出身、性格、家庭条件、生活习惯都有差异的小伙伴，开阔自己的心胸和视野，了解和欣赏参差多态的世界，学习如何尊重不同的观念与不同的人。它应当给学生打开尽可能多的窗户，让他们见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不必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束手束脚。这才是我们作为社会的责任。

如果一个孩子真的有才华，他自然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飞翔起来，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报这个社会。他不需要再强调他是个普通人，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人应当在意他的年龄，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才对。

在我和 Bobby 吃饭的那个餐厅周围就是硅谷的核心地带。在这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来往往，步履匆匆地创造风起云涌的未来。他们中不乏神童，但绝大多数并未上过少年班，或者听说过它。

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世界本身就是最好的少年班了。

前篇：
《求职记》
《入职记》

一、

「对不起，你的升职申请没有通过。」我的上司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说。

当时我入职已经过了不短的时间，按照年资来说，到了可以升职的时候。同事评价很好，上司也全力支持。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多少有点错愕。

公司的升职是委员会决定的，也就是说，升职有点像是再求职，由申请者自己准备材料，同事和上司提供推荐，但决定是由完全不同部门的素不相识的员工开会审查所做出的。从公司管理的角度上说，这套制度的目的当然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办公室政治的影响，让任何一个人几乎无法凭借私人好恶主导升职流程。它更像是学校里的教职升迁，而不太像是传统的科层制商业机构的做法。它并不完美，但常年以来行之有效。

可是当它落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感觉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该怎么做呢？」我问。

「唔，委员会的反馈说，你需要进一步证明你的影响力⋯⋯」上司看着材料说。

影响力，或者还有领导力，是美式公司文化里常见的两个意义晦涩但约定俗成的词汇。它很难界定，但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是一个人究竟如何向一群陌生人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呢？

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对传统产业来说，领导人的前瞻能力几乎完全决定了公司的方向，而员工的能力更多体现为如何各司其职，实现自上而下逐层决定的战略目标。公司不会鼓励，也事实上并不得益于任何打破这种结构的努力。

而互联网公司则不同，互联网业务的本质要求持续不断的快速创新，这只有当每个阶层的员工都自发地迸发出创造力才有可能得以实现。一家按照传统企业方式运作的互联网公司，很可能在瞬息万变的业界生态面前显得颟顸笨重，步履维艰。千军万马所展现出的创造力，有时候还不如几百人的小公司强大。

我所在的这家公司所采用的做法，是在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义为一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企业，由每个部门，每个小组乃至每个个人决定前进的方向，而公司的组织架构只起到统合协调的作用。这不是一艘航空母舰，而是千百艘不同尺度的船舶所组成的庞大舰队。

这是幅壮丽的场景，在长达十年的初创期里，这条舰队浩荡地展开在未知的水域里，成长为如今的规模。在这里，每个员工的工作都是某种形式的创业。一个员工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他能够在公司内部号召和聚拢多少资源，实现多少他所眺望到的目标，以推动公司向着他希望的方向前进。创新既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义务。

但当公司尺度越来越大的时候，某种基于人性的规律会逐渐开始起作用。各行其是会无可避免地造成浪费，不仅仅是在资源上，而且在时机上，而后者往往是致命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期待它建立某种纪律性。没有人喜欢官僚主义，但大家似乎也不知道当一家公司有上万名员工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完全摆脱官僚主义而得以运作。

我入职的这段时间，基本上正是公司开始逐步完成这个转变的阶段。在这种环境里，一名成功的员工一方面需要确认自己是在为公司日渐清晰界定的战略利益服务（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事，清晰也往往不等同于稳定）。另一方面，他也会希望自己能够最大程度地彰显出自己的个人印记，自己所驱动和实现的成就和变革，以作为升职的张本。这是一种微妙的，并不容易掌握的平衡。

相较而言，一名没有足够洞察力和号召力的员工则容易陷入某种不知所措的困境。公司内部的文化仍然给予他看起来无边无际的自由，而他要么在这种自由中徜徉良久而一事无成，要么不由自主地依赖于层层传递的指令行事，又因为这种依赖感而意兴阑珊日渐消磨。在最现实的层面这未必太坏，但是他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和自己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回过头来看，那时的升职失败其实不那么奇怪，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点。

二、

我常常在看到国内许多互联网公司的招聘要求和业务讨论时陷入困惑。一方面，它给我的感觉是人人都掌握着比我高超许多的技术水准。另一方面，我事实上在这家业内一流的公司工作的不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许有两种因素在这里起作用。一种因素是，也许那些技术并不艰深，事实上也不难掌握，它们只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而看起来很艰深而已。

而另一种因素也许更本质。很可能正是因为我在业内一流的公司工作，所以我的技术水平确实不够好。

这当然不是说公司本身的技术不够好。但问题在于，在一家强大的公司工作，只不过意味着我可以接触和使用一流的技术，而并不意味着我真的拥有它们。拥有一项技能的唯一途径是创造，而在一家出色的大公司里，太多技术是现成的，一个人所能想到的工具有很大机会早已经被发明过一遍了。公司的体量决定了一项任务无论影响有多大，都往往可以归结为在既有体系之上的某种改进，而改进一个既有的东西——无论多么复杂——也和创造一个崭新而哪怕简陋的东西相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公司的技术已经如此发达，以至于只要花些心思动点脑筋，一个人并不需要学太多新东西，就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做出许多出色的成就来，这无形中削弱了他掌握新技术的动力。公司并不阻止人成为一名技术多面手，但它提供足够多的诱因让人不必成为多面手。事实上，公司内部许多人学习技术确实不是因为它会对自己的实际工作有什么帮助，而只是因为兴趣和好奇心而已。

这正好和创业公司的情形构成鲜明的对比。一家筚路蓝缕的创业公司往往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投注在某些非常基础的技术问题上。一方面，这对参与其中的个人是个极好的锻炼，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俯瞰，大家只是在不停的重新发明轮子罢了。

对整个业界而言，这种宏观上的无效率隐藏着无数潜在的融合和优化的可能性，有许多创业机会也确实产生于服务其他创业公司这一领域。但是对个人而言，这是两条彼此分野的道路。在大公司里，一个人往往只有机缘凑巧才会有机会让自己在一片荒原中开拓出道路来，而从公司的利益出发，它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去这么做。总要有更多的工程师去使用轮子，去改善，去优化，去精简，去思考和商业的互动，去探索利用既有工具开拓新业务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事，是困难的事，也是锻炼人的事，但在纯粹的技术层面上它们终究是不同的。

这并不是在为我自己辩护。只是当我又一次站在升职的门槛上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也许，我其实被这环境宠坏了？

三、

入职后不久，当时的上司在和我谈话时说：「别把升职看得太重了。我在公司里升过好几次了，它真的没那么大意义。」

我想：是啊，很多有钱人在挣到大钱之后也喜欢说，其实挣到大钱没那么大意义⋯⋯

然后他接着说：「重要的是你要给自己找到一条你愿意去走的轨迹，然后始终沿着那条轨迹前进。升职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总会自然而然发生的。」

这段谈话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辞职了。

现在我觉得我开始渐渐理解了他的话。职业生涯是场慢跑，它甚至都未必始终在同一个赛场上。自己在某一刻是否经过了赛道上的某个中继点，除了能带来心理上短暂的喜悦之外，确实是件相对次要的事。

对一名上班族来说，他每天所习惯的视野，永远始自睁眼起床，走进地铁来到公司，打开邮箱和日历，应付一波一波涌来的待办事项。这些事有的艰巨，有的琐碎，有些得心应手，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但正是这些事让工作成为工作，正是这些事让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对生活尽了自己的义务。

可是还有另一个视角，那个更宽的焦距，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目标。那个他许诺过自己，但从未实现的想法。那些他以为早晚会发生，但终于不曾发生的改变。他会渐渐忘了，或者更常见的，是他并没忘记，但竭力不去想起它们。

和长跑一样，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的是耐心，节奏感，以及放松的心态。几乎所有职业上的困顿和犹疑，无论是同事间的人际关系，和上司的相处，推动项目无从措手时的挫败和焦虑，被卡在一个动机与效果完全悖离的机制中的无力感，还是对自我能力的怀疑或者同个人生活追求之间的扞格，都会让一个人在短期里陷入似乎进退两难无可抵御的窘境之中。但当这些事被放在更大的尺度下来观察的时候，它们往往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导向某些更本质或者更显然的结论。一个长跑者常常会不经意间惊异地发现自己已经跑了多远，工作也是如此。

作为代价的，是年年月月的时光就这样消逝了。

刚入职的时候和公司里一个资深的工程师聊起身边同事的升职，忍不住叹息职业生涯的漫长。他摇摇手说：「要记住，我们是没有什么 career 的，有的只是 paycheck 罢了。」我不禁莞尔。

现在又是一个升职季了。升职已经近了，离职还会远么？

一、

「你为什么想要离开纽约？」在北京 Hyatt 酒店顶层的酒吧里，柒老师问道。

你咧咧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还没消失的时差混合上酒精，让你的大脑有种空转的恍惚感。酒店窗外是漆黑朦胧的周末的夜，整个长安街都延伸在脚下，红色和黄色的车灯时断时续地流淌着。「呆腻了吧。」你说。

当然不只是这样。你知道你为什么想要离开纽约，你只是不想让自己面对那个简单而且愚蠢的答案而已。「在纽约三年多了，可以考虑接下来该去哪儿了。」你听见自己说。

夜深了，长安街上的车流似乎稀疏了一点儿。你在这条街上来去过无数次，但这样俯视它还是头一回。它宽阔、浩荡、沉静，也可以算是繁华，但是种空落落的繁华，仿佛一切情感都被稀释和澄清在夜色里了一样。

你很难不想起纽约，并且在心里不自觉地作着比较。纽约的午夜是截然不同的模样，它绵密，跃动，骄傲，活色生香，哪怕在你最厌恶的冬天也是如此。

你想起一位律师这样写纽约的夜：

「远处帝国大厦的尖塔上灯光点亮，百老汇剧院前人头攒动，在哈德逊和东河之间，人们用黄金铺满大地，一百万个叉子举起，一百万个嗓子说话，一百万个人迈开步伐，一起通过时代广场的路口。急速旋转的金星，在黑色天空中划出头晕目眩的圆圈。这座城市在这一刻达到了她所能营造的永恒的幻象的极致，仿佛这一切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在现在不会消失，而在未来也永远不会重复。」

而你知道你不属于那儿，你想要离开了。

酒吧里的驻场歌手在用英文和中文轮换唱着歌，低音提琴和架子鼓的声音弥漫在空间里，人们低声谈笑，这个夜晚好像既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你左侧有个单身男人面对着落地窗默默喝酒，你不知道他是在等人还是真就是一个人在这里消磨时间。背后有两个女人仿佛在桌子上研究什么计划，时不时窃笑起来。你和柒老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冯唐郭敬明村上春树，子女同父母的对峙与和解，为什么有人看 Inside Out 会哭而有人不会。但你的心不在这儿，在地球背面的某个地方。

二、

这是你在北京公事的最后一天。此前你在五道口呆了整整一周，每天都在见人说话，直到周末晚上才匆忙逃回了东边的北京。「太可怕了，简直像是受到了核辐射一样。」你对悉尼老师说。

「可是哪有人像你一样度假还要住在 CBD 的。」悉尼老师冷冷地评论到。

你不知道该怎么为这件事辩护，仿佛住在 CBD 是件不太有格调的事情。可是你确实不喜欢五道口，你在那里呆过许多年，但从未爱过它。随着时间流逝，你的厌恶不但没有消散，反而与日俱增。只要可以，你总是迫不及待地逃离那儿，就像逃离自己的老家一样。

在五道口你见了一大批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大都像是一个模子雕出来的，就是你熟悉的那个样子，让你仿佛能看到自己以前的影子。他们大脑敏捷而口齿稚嫩，在你逼视的目光下常常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你偶尔用一种倚老卖老的温和口气指点几句，但大多数时候你只是矜持地听着。一天下来你疲惫不堪，意识到自己在记忆里完全分不清楚谁是谁。

到了下班时间千千万万这样的年轻人会在五道口的街道上倾泻而出，每个人都大步流星而面目模糊，穿着相似的衣服，谈着类似的事情。你走在中间，似乎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因为自己不属于这里。

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比你更出色，但你不愿正视这一点。

于是你一到周末就飞也似地离开了这里。裹挟在周末回家的人群之中，挤得你透不过呼吸。北京的地铁车厢比纽约年轻得多，但晦暗不明的陈腐味道并不比纽约地铁臭名昭著的尿臊气更令人愉悦。你想起纽约地铁里人们冷漠的脸，环视四周，想辨认出是什么让北京地铁的乘客看起来如此不同。你觉得是疲惫，但不知道是不是只是自己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

「你不觉得地铁里每个人都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么？」你问悉尼老师。

「习惯就好了。」悉尼老师说。

三、

你走下飞机的那个下午，北京城整个都浸泡在浓稠的雾霾里。你满身是黏稠的细汗，空气里仿佛有絮丝层层叠叠地落在脸上和脖子上，你拖着行李走过一道又一道灰蒙蒙的玻璃门，直到坐上进城的地铁，地铁里乘客的气息把你包裹起来的那一瞬间让你觉得这真是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地方。

然后你翻出手机，告诉朋友们你来了北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见人、吃饭、倒时差，像从前每次回北京一样轻车熟路。但你横亘在胸口的隔阂感始终未曾消失过。

直到有一个夜晚，你和迈克老师去吃晚饭。迈克老师正在创业，这是他夜里加班的缝隙里能抽出的最长的一段时间。你们穿过学院路的车流来到一家牛肉面馆，排队，吃烤串，聊天。这面馆让你想起老家，但面本身并不地道。你们说起各自的工作，以及北京和纽约的生活。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哪里，你想念北京，可是北京让你望而却步。

「我去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人做一个杯子可以做一百年，觉得那种精耕细作的匠人精神也挺好。但是在北京，你得飞快地往前跑才行。」迈克老师说。

「也许慢也未必是件坏事呢？」你说。

「慢不下来的，北京是个野蛮生长的地方。」迈克老师回答到。

饭后迈克老师回去接着工作，你在出租车里看着他离开，车窗外昏黄的路灯照着北京大院深灰色的院墙，街上尽是步履匆匆的年轻人。秋天凉爽的空气里，一天劳作后的懈怠感混合着庸常生活的温暖气息弥散开来，那一刹那你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某个熟悉的旧日时光里。

然后你机械地完成北京的行程，打包回到纽约。从机场回家的路上静悄悄的，郊区周末的傍晚总是如此。你看到河对岸世贸中心熟悉的身影，仿佛自己从未离开过一样。

你明白你正在被时间推搡着前进，看着自己和所爱的一切都渐行渐远。你想逃避过去，又并不憧憬未来。你赤手空拳又无能为力。你在纽约和北京之间跳跃往返，期待着在场景的随机推拉切换之间能听到神谕以某种方式启示你接下来的道路。但什么也没发生，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This is not how it works.

于是你只能奋力跃向前方。生活总会分崩离析，无论是以哪种方式。你并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

一、

你知道吗？十一月底的京都，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游客。京都大大小小的赏枫名所不计其数，而这几周正是红叶最美的时候。

日本人把这件事称为「红叶狩」。与春天的樱花季一样，年复一年地，人们会在这几天里蜂拥而至，看那已经看过许多遍，但还是想再看一次的景色。京都几乎所有的寺庙这几天都会拥挤得水泄不通，到了周末就更是如此。

可是看到你所期待的红叶实际上很困难。尽管官方会在初秋时节就开始发布红叶情报，每所寺庙也会隔几天就更新一次红叶的状态，但枫叶变红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太多因素会左右它：当年秋末的气候，昼夜温差，日照，雨水和风——如果运气不好，叶子会在红透之前就被吹落，那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日本人把赏枫最好的时候叫做「见顷」，是正当其时的意思。当我到京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赏枫地点都刚好发布了见顷的状态，于是我以为，我应当在哪里都能看到一片绚烂的红色枫海才对。

可是并非如此。在大多数地方，我看到的事实上只是刚刚开始透出些红意的绿色枫叶。——那并非不美，绿色上的一点淡红也很迷人，但不是我所期待的那样子。城东的东福寺、清水寺、永观堂，城西的天龙寺、宝严院，它们作为古刹各有风情，有些平平，有些真的很动人，但若论枫叶的颜色，却都不过是这样。

这是为什么呢？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所谓见顷的意思，并不是指叶子红透的那一刻。那一刹那如此短暂，几乎转瞬即逝，是无法被准确预报的。而在那一刻到来之前，你知道它正在变红，看着它每天一点点变化，绿色一点点变成黄色，再沉淀出暗红色来，这变化如此细微，仿佛静止了一样，但几天过去，就会积累出一寸可以辨别出的差异。你的心被吊在半空中，仿佛一颗聚在叶尖而尚未坠落的水滴。你知道最美的就在前头，但还没到。你知道它会发生，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这时候就是「见顷」。

大多数游客事实上只能蜻蜓点水地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然后匆忙奔向下一个地点。我的时间要充裕许多，因此不少地方都去了很多次。一开始我还会每天跟踪红叶的讯息，试着判断哪里能看到更美的景色。但很快我就意识到，确定自己看到枫叶最红的那一刻事实上毫无意义。我知道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也知道它会在我眼前迅速凋零。而在它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才是真正可以被拥有和把握的。

那就是最好的时光。

二、

来京都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走在公司的楼层里，经过电梯，电梯门正巧打开了。她走了出来。

她变了点样子，头发剪短了。但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是她。她也看到了我，我们俩脸上同时漾出笑意，像是许久不见的恋人看到对方。我觉得自己每一寸神经都嘭地燃烧起来，喜悦的感觉和荷尔蒙一起歌唱着翻滚过全身。我牵起她的手，把她推到墙边，看着她。我们好久没见了，我并没说出口，但她知道我在说这个。我看着她的脸，很久以来积聚的爱争先恐后地涌向嘴边。

不要在这里，她仿佛在说。没错，这里人来人往。去十楼，我说。

我牵着她的手往十楼跑去。她也紧握着我的手。我能感到她抓着我，她好久没这样主动握紧我了。我们跑到十楼的咖啡厅，四处张望哪里有空位。不，不行，这里太吵了，而且周围还是有不少认识的同事。

走，下楼。她牵起我从楼梯跑下去。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背面，变成完全不同的发型。我还是更喜欢她原先的样子，但无论怎样都好，这样也好。

我们跑下楼，我气喘吁吁地跟着她穿行在院子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她在前面绕来绕去，我稍一不留意，她就差点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看到她跑向另一栋楼，连忙跟上去，我差点跟丢你啦，我对她嚷。她没做声，噔噔噔地踩着墙外的消防梯跑上楼去，我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跟着她，越落越远。

她进了楼，我也跟了进去。里面是家书店，她正站在书堆前翻看。我跑向她，她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脸上冷冷的，并没在笑。

我看着她，知道这个梦结束了。

然后我就醒了，窗外在下好大的雨。

三、

我在京都遇到了正巧来这里开会的白老师。我们聊起我在京都的所见，我忍不住吐槽日本人的虔诚：

「在稻荷大社那里，你能看到几千座人们捐献的鸟居，不少都是当代捐赠的。作为一个现代人，捐赠一个鸟居的时候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我理解信仰这件事，但那归根结底就是几段木材嘛。」

白老师说：「你不明白吗？那是普通人在面对生活的绝望的时候，向黑暗里奋力伸出的那一只手。」

我说：「可是真的好蠢⋯⋯」

然后我想起我在京都所有这些寺庙里见到的游客。他们来自远远近近的岛屿和大陆，操着各种口音，做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在一座古建筑、一幅匾额、一朵艳丽的花、一池水、一丛透出一点点红色的绿叶，或者任何和日常生活看起来稍有不同的视野前面，自拍或者互相拍照。有的人用很好的相机，有的不过是手机或者平板。有的人为了一个好的取景会等待很久，有的人只是随心所欲地按下快门。但归根结底，所有人都是在努力地——近乎是徒劳地——告诉全世界自己来过和看过这里。如果那朵花有生命，它一定会诧异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这和奉献鸟居相比，哪个更蠢些呢？

白老师说：「我还蛮佩服你一直有这种永远跑来跑去的热情的。」

不只是我。每年有上千万的人涌向京都，春天来看樱花，秋天来看枫叶，或者什么也不看，只是在祇园的花见小路里穿上和服走来走去，到处拍照。还有更多人涌向别处，逃离自己的城市，来到别人努力逃离的地方一掷千金。

那也是我们向黑暗里所伸出的那只手啊。

你知道吗，京都即使没有那些枫树和樱花，没有金阁寺和银阁寺，没有「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也是座极美的城市。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诞生于不同年代的如此多各具风韵的街区浑然天成地融汇为一体，让人几乎可以永不停歇地漫步于其中。

我出发之前看了不少攻略，但最终并未遵循任何计划，而是近乎任性地在京都穿梭来去。我后来意识到我的大多数时间其实都花在了未曾预料到的地方：街头转角的瓷器店，晨光下的町家民宅，夜雨中的枯山水，午后的咖啡馆，或者百年食肆门口的漫长队伍。所谓旅行，不外如此。在暮秋的阳光明媚的清晨，我抛开一切，把自己投掷在这喧闹而又疏远的时空里。

是的，这就是我的鸟居。

我把它献给你。

2005 年的互联网界有一个今天听起来像是恐龙时代的争论：QQ 和 MSN messenger 的使用者是否有阶层差异。按照某种常见的看法，MSN 被认为是都会白领的软件，而 QQ 的主流使用者是学生和社会上地位相对低下的一群人，今天有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可以用来干脆利落地形容这个群体，但那时这个词还不存在。

那一年我开始使用 MSN space 来写自己的博客，MSN 会在每次有用户更新日志的时候在头像旁边标记一朵小黄花。两三年之后，独立博客逐渐兴起，MSN space 变得不过瘾了，我开始用 wordpress 搭建自己的网站。其时牛博网正当盛时，连岳与和菜头领一时风气之先，而全国最红的博主是新浪平台上的徐静蕾。差不多同时，在朋友们不断地推荐和催促下，我终于开始使用当时已经诞生了五年的豆瓣。但我不知道该用它来干什么。

一两年过去了，豆瓣上的我开始积累了一些关注者。新浪微博开始内测，业内许多人的看法是这是 twitter 的一个拙劣的中国仿制品。我注册了一个账号但拒绝使用它，不觉得它能成大器，还是豆瓣有前途。

MSN space 后来一度改名叫 live space，渐渐没落，终于在 2014 年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它所鄙视过的对手 QQ 空间仍然兴旺地活着，今天还有超过六亿用户。）微博热闹了起来，徐静蕾的地位被姚晨所取代。我仍然爱豆瓣，但越来越被它笨拙的界面弄得恼火不堪，在微博上花的时间也逐渐增多。微信公众号开始开通个人申请通道，但申请时需要自己手持身份证自拍一张照片传给腾讯。这太蠢了，我才不要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呢。再说，真的有人会看公众号吗？

每一步都后知后觉也挺难的。

2015 年底，在我新注册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一位朋友留言到：

从博客到豆瓣到公众号，看到你行走于世界，也在网络上迁移。对读者来说是幸运的吧，不过，还是好奇你的想法。虚拟世界的迁移会带来些许无奈吗？会觉得过去割裂成几段封存在不同的地方吗？……或许，这些对你而言不太重要吧，平台不过是一叶扁舟。

好问题。每个人注册公众号的动机都不同，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网络身份在新的互联网生态里一个自然的延续。它始自我在大学 BBS 上的灌水，一路勾连宛转，直到今日。我变老了，但还是旧人。所以第一天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里，有人知道我每年会回国一定吃一次顶级中华美食料理肯德基香辣鸡翅，有人提及我那已经放下太久还没写完的小说，还有人问我能不能把博客里的旧文都导过来。这是我独特的幸运，我对此感激不尽。

但是我为什么要一直维系着这个身份呢？

对于我这代人来说，潜意识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网络形象终究是身外之物，和真实的线下生活贴合但不粘连。它们当然有交汇之处——有好几个我现实生活里极为重要的人最初都来自网络——但我至今也不太习惯于和生活中的同事朋友谈起我在网上的活动。划分出清晰的界限有时候是件尴尬而困难的事情，而我仍然在勉力维持着这个界限。

但这并不是说，我把网络身份只当成一个虚幻的表象。恰恰相反，生活里的每一重波澜都在这里真实深刻地沉淀下来。在现实世界中我辗转于不同的城市、行业和人际关系之间，留下雪泥鸿爪的痕迹，而它始终跟随着我，有时显得比现实中的身份还要忠实和坚韧。我甚至忍不住设想过，也许它能一直延续到我老去那天，留下一个大时代里的普通人一份恳切的记录。——我相信，有过这样想法的人决不只有我一个。

微信公众号只不过是这踏浪而行的历险记中一波新的旅程罢了。

我有很多朋友不喜欢公众号，认为它是一个封闭独断的生态系统，和某种期待中应有的互联网趋势背道而驰。我不太固执于这件事，因为我并不相信所有这些平台的演化和起伏是为了趋近于一种理想的网络交互模式——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先验的理想。相反的，是一代又一代平台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互相促进，彼此型塑也彼此淘汰。这是个路径依赖的过程，而且充满曲折。

而且归根结底，它反正也会再被下一代平台所颠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互联网的日历总是翻得很快的。

与此同时，生活有它自己的步调。我做我该做的事，也许春风得意，也许灰头土脸，有时理直气壮，有时疑虑重重，但我尽量忠实地谈论这一切。这不是表达欲，而只是我构建自己人生的努力的一环罢了。

所有过去的文章事实上都还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上找到。在技术上维系一个跨越多个平台的历史记录并不容易——许多曾经有过的互动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但至少骨架还在。七年前，在网站搭建好后不久，我对朋友们写下了我当时的想法：

我们彼此谈论也互相倾听并且乐此不疲，不是因为我们有曝露和窥探的癖好，而只是为了从别人身上看到更多的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孤独的，还有人愿意首肯我们的坚持，了解我们的努力，期待我们的进步。那不只是记录生活的方式而已，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些文字的觥筹交错之间，我们得以定义自己的存在，触碰彼此的温暖——以及更重要的，看见我们的未来。

我今天仍然这么觉得，而且，我希望这么做的人越多越好。世事如急管繁弦，永不停歇地聚散轮转。想要维系长久的互相陪伴，终究要靠我们自己。

一、

小火车在山间停了下来。

我过了很久才注意到这件事。当时我正在埋头读着村上春树新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字才买的），没留意车的进程。火车沿着和歌山桥本市以南的南海高野线不紧不慢地开着。每到一个小站会停上片刻，车门打开，关上，静静地滑出车站，像是地铁一样。

但这一站似乎出了点什么问题。车门打开之后再没关上，提示车门即将关闭的车铃反复在响。叮-咚-，听起来大致是 mi-do- 这两个音，叮-咚-，一遍又一遍，仿佛无人应答的叩门一样。

乘客们不明所以，抬头互相致以无言的探询，但什么也没发生。这车站坐落在深山里，铁路一侧是茂密的竹林，掩映着山里的村庄。天阴欲雨，让山野里的绿色显得湿漉漉的。另一侧是简陋的站台，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站牌上写着「上古沢」几个字。

车铃还在反复的响，凝神去听，会发现其实每一声都有一个短暂的重复。叮叮-咚咚-。像是一只正在同自己唱和的鸟。

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在这个暮秋的中午，日本关西的一条山间铁路上，一辆小火车静静地停靠在一个竹林深处的车站旁。车门开着，清冷的空气里荡漾着湿润的泥土的味道。车铃反复响起，仿佛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像是人生自给自足的一个断片一样。

直到车子重新开动我还在想，这一幕我一定在某一部小说里见到过。

二、

​此行的目的地是高野山。这是日本佛教的圣地，因为弘法大师空海和尚入定于此而著名。空海是遣唐使，在长安成为唐朝密宗第八祖，回日本后在高野山创立了真言宗，他也是传说中日文平假名的创立者。在日本，提及大师一词如果不特指，则一般专指空海（大師は弘法に奪われ）。

而高野山的精华荟萃于奥之院。这里本是空海入定的御庙，此后千年，数以十万计的历代日本人都追随空海葬身于此，其中包括了丰臣秀吉、织田信长、 明智光秀这些名字。在环绕着奥之院的巨杉林里，这几十万古墓与灵塔密密麻麻地拱卫着御庙，形成了一片遍布山野的巨大墓园。

这就是我千里迢迢来拜访的地方。

小镇坐落在山顶，虽然这里名列于联合国世界遗产，但是游客相当稀少。我住在镇子上的一座寺庙里，这是幢宽敞而条件简陋的木建筑，整座庙都寒浸浸的，只有自己的客房靠电暖气维持着一点温热。窗外是精心布置的枯山水，但冷得让人毫无赏玩的兴致。

我等到天黑下来，然后动身向奥之院进发。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一定要夜里去看那些坟墓哦。」不知怎的，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很显然，至少在当晚我是唯一一个有此雅兴的人。墓道两侧有灯，但并不明亮，反而让笼罩着墓园周围参天古木的黑暗显得更为深不可测。墓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石碑和石庭，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在灯下映出深沉的暗绿色来。

我走在蜿蜒的墓道上，几乎没什么害怕的感觉。神经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放松，但主要似乎是因为树林里的黑暗本身，而非那些墓碑们。头顶偶尔有乌鸦——或者是是什么别的叫声类似的鸟——怪叫着飞过，树林里时不时传来林间特有的窸窣声响。我忍不住想，这时候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大概是迎面（或者背后）走来一个和我一样夜里来此的活人，我们一定会把对方都吓得半死。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所以只有我置身于这片无边无际的墓碑之中，这是很难言喻，也不曾被梦到过的场景。大多数墓碑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无从深入辨别死者的身份。我知道这些墓石下面真切地埋着过往的生命。绝大多数并不是丰臣秀吉或者织田信长之属，就只是普普通通的百姓而已。他们度过无足称道的一生之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奥之院的灵位，从而与若干年后的某个夜晚前来拜访的我偶然相遇。

如果这成千上万个灵魂此刻真的正在看着我，他们会想对我说什么呢？

三、

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本短篇集里，我最喜欢的是《木野》这一篇。木野是个平庸的销售员，某一天回家撞见妻子和同事私通，于是默然转身离去，辞掉工作，租了间都市角落里的小屋开了一家酒吧。酒吧经营得很是顺利，他也觉得自己似乎很快就忘记了所受到的伤害。然而事情渐渐开始变得古怪起来，常常拜访酒吧的猫忽然不来了，酒吧周围出现了许多探头探脑的蛇。一位神秘的常客告诉他：快点离开这里，四处游荡，不要停留。

他听从了，但终于在游荡的路途中开始疲惫，渐渐龟缩在一家小旅店里。他开始明白，因为不敢面对痛切的真实，自己内心留下的巨大空洞从未弥合过，而蛇们意识到了这是个多好的栖居之地。在小说的结尾，他在雨夜里被永不停歇的敲击声惊醒，那声音直接响在他的耳边，让他无可遁逃。

对熟悉村上春树的读者来说，这并不是多么新颖的故事。但我们本来也不是为了读到新的故事才读他的书的。

在镇子上的庙里度过一夜，寂然无梦。夜里开始下雨，清晨我被雨声唤醒，过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天亮之后我又去了一趟奥之院，白天的墓园没那么寂寥了，不少老人冒雨来此进香。墓碑和青苔依然清冷，但巨杉和流水都恢复了正常的模样，这不再是夜间那个陌生的幻境了。

在《木野》的结尾处，木野小心翼翼地开始直视自己：

时光似乎从来不曾公正地流逝。血腥的欲望之重累，生锈的悔恨之锚钩，试图阻挠时光正确流淌。因此，时间无法像飞矢那样直线前进，雨夜时降时歇，时钟的指针也屡屡惘惑，鸟们仍然耽恋于沉睡，看不见脸孔的邮局职员在默默分拣明信片，妻子漂亮的乳房上下剧烈颤动，有人在执拗地不停敲着玻璃窗。敲击声始终很有规律，似乎要将他诱入深幽的暗示迷宫。咚咚，咚咚，再是咚咚。不要把眼睛背过去，笔直地看着我。有人在耳畔嗫嚅着。

然后他哭了起来，小说戛然而止。

离开高野山的时候雨还没停。下山的火车穿行过山间的浓雾，窗外的景色渐渐变成了寻常的农家田园。列车又经过了一次上古沢站，但只是一顿而过，没再长久停留了。

2015 年底，我参加了一个十日内观禅修课程。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对内观禅修这件事的感想。

我会在《内观十日历险记》里叙述这十天本身的经历。

我和很多人都讲过下面这个故事：

几年前有一次我坐夜间长途巴士，正碰上旁边一个婴儿撕心裂肺地哭闹。在车上或者飞机上遇见过这种事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痛苦不堪的经历。备受折磨，无可逃避，还完全没法采取任何措施（总不能把婴儿掐死），简直让人想要发疯。

但那天不同。当时我正得知了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所以心情本来就很糟，这啼哭声反而不算什么烦心事。于是我索性自暴自弃地开始听那哭声。当然谈不上故意折磨自己，只是我没有像通常那样那种充满厌恶地被动接受那声音，而是把它当做是任何生活中别的声响一样，完全无动于衷地听着。

然后神奇的事发生了：我发现那哭声一点也不令人发狂了。它当然不好听，但也就只是不好听而已，那种本该具有的厌恶感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孩子哭了一夜，所有旅客都一脸生不如死的表情忍耐着，而我轻松地度过了那个夜晚。

不同的朋友对这个故事反应不一。比如：

「看不出来你还有受虐潜质啊。」

或者：

「所以你喜欢黑暗重金属对吧？」

总之，从那个夜晚以后我似乎就对婴儿啼哭获得了某种免疫力。在此后的生活里我又遇到过不少次旅途中哭闹的婴儿，而我总是可以完全不受影响地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这是我拥有的最得意的生活超能力之一。——但我一直以来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直到不久以前我才意识到，我只是无意间重新发现了一个早已被两千五百年前的印度人所了解的道理罢了。

一、

当我们提到痛苦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视它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层面：痛（pain）和苦（suffer）。痛意味着自己的神经接受到了某种讯号，这是件完全客观的事实。而苦则意味着自己的心灵对此表示厌恶和排斥，这是纯粹在主观层面所发生的事。

现在我们想要解脱自己的痛苦。我们可以试着直接回避这个神经讯号，比方说用麻醉的方式遮蔽那个感知，但是很显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没有条件这么做。所以更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把痛和苦之间的链条拆解开，也就是说，在感知痛的同时不在心理上为之折磨呢？

答案是有的，而且其实说起来相当简单：你需要让自己专注而「平等」地去观察这个痛的感知。所谓平等，是说尽量把它完全客观化，不逃避，不退缩，不厌恶，不去激起任何心理上的反射和对抗。对这个感知观察得越专注、越仔细、对细节分辨得越敏锐越好。然后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痛的感觉仍然在（而且更丰富更清晰了），但心理上的「苦」却消失了。

这似乎有点违反直觉。因为当我们感知到痛的时候，最自然的反应要么是试图躲避，要么是尽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无视它，总之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专注地去观察它。这就像是说，当一辆车向我们冲过来的时候，不但不去躲开，反而更用心地一头撞上去一样。

但它大致上可以这样来解释：我们真正为之所苦的并非那个痛感本身，而是我们对那个痛感的自然反应：我们想要逃避它而不得，于是挣扎于这个挫败之中。用平等心去观察它意味着我们压根不让自己的心灵进入这个矛盾：直面它，拆解它，仔细琢磨它的细节，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丰富而客观的对象，而那个试图逃避它的心理反射就消失了，从而折磨也就不存在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是看一幅画，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一瞥而过，从而只会对它的内容有个宏观印象。如果这个印象令人不快，我们就会本能地在心理上排斥它，如果还不得不接着看下去，它就会带来折磨。但如果我们索性把这幅画逐渐放大，去观察它的细部，乃至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研究它，这幅画就会变成一个纯粹客观的数据流，不再有任何值得逃避之处——它就只是一些色块而已。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严格的学术理论，而只是一个经验法则，但任何人都可以立刻去学习和验证它。当然，你没法一开始把它用在复杂的痛苦（比如失恋或者生老病死）上。那个感知过于庞大，引起的心理反射太过复杂，逃避的本能会完全压倒自己。但你可以从非常简单的感觉开始尝试。

比方说，你被蚊子叮了一个很痒的疙瘩之后，不要去心烦意乱地逃避痒的感觉，不去掐它和挠它，而是让自己尽量心平气和地去观察那个感知本身。它会带来心理上本能的紧张感，而你需要努力放松自己去精细地体察它的层次和内容。如果你能做到松弛而专注的观察，你就会发现那个感知还在，而它带来心灵上的焦虑却消失了。

然后你渐渐地就能开始对付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基本上，这和学习滑冰之类也差不多：你的动作和直觉是相反的，所以一开始会很不适应，会浑身紧张，然后就更容易摔跤，你需要放松下来让肌肉重新建立一套习惯。但之后就只是反复练习的事了。

它也许比学滑冰要困难，但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宗教成分，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上的技巧。它之所以显得有些神秘，只不过是因为它不是那么广为人知罢了。

但你稍加思索就一定会同意，这一点其实才是最令人惊讶的事。人类历史中的几乎所有悲剧，小到生活争吵，大到战争暴行，最终总会归结为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人的心灵痛苦和人们为这些痛苦所采取的报复和反抗。如果有一个纯粹技术上的手段能够直接消解痛苦本身，并且大多数人都能了解和掌握它，人类生活的面貌会有多么根本的不同啊。

但它并没有发生。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套技术差不多在东南亚的丛林之外彻底失传了。它重新被人们了解，进而在全球流行起来，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二、

​内观正是一套系统修习这个心理技巧的训练体系。

让事情变得有点复杂的是，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这套体系和上座部佛教传统密不可分——它们基本上是共同发展的。而推广它的主要人物，无论本身是否僧侣，也总是采纳佛教的观念和术语来描述这套体系，于是今天人们常常把它看做佛教修炼的一部分。

这有两个后果。首先，这层宗教因素会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了解它之前就对它有种本能的排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很难不在叙述它的时候显得是在宣传某种伪科学。——它其实确实是，因为相应的科学体系还并未建立起来过。

简单地说，内观训练包含下面这些方面：

首先，是通过观察自己的特定身体细节（通常是从呼吸开始），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分辨感知的能力。

其次，是在此基础上练习专注而平等地观察自己身体的敏锐感知，培养自己如实知觉的能力。

在如实观察自己身体反应的过程中，人们是在训练自己摆脱两种心理反射。一种是当愉悦的感知升起时，本能地想要追逐更多，却因为无法再次获得它而烦恼（「贪」）。一种是当不愉悦的感知升起时，本能地想要排斥，却因为无法逃避它而烦恼（「嗔」）。内观训练的终极目的，是让自己变得足够敏感，足以在贪和嗔从潜意识里升起的那一瞬间就关注到它，进而得以不被它所控制，从而达到彻底的解脱。

下面这段话来自课程导师 S. N. Goenka，很好地总结了内观的目标：

只要你用心观察，你就会发现以往你需要一个小时才发现你情绪失控了，但慢慢地，通过不断地修行，你只需要30分钟，15分钟，10分钟，5分钟，1分钟，30秒，甚至10秒你就会通过意识到自己身体内在感知的变化，来发现自己陷入了负面情绪。一旦你开始观察到身体内在的感知，你就已经开始脱离负面情绪的漩涡。这就是我们修习内观的原因——因为抽象的愤怒是很难观察到的，往往等我们意识到时，它已经强大的足够控制我们了。所以我们学习观察具象的感知，并且通过冥想的锻炼，不断提升这种意识能力。

很显然，在这里有某些纯粹技术性的成分，可以成为在现代意义上科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在于，这个「技术性」的界限实际上很难划清。比方说，在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是一个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最终总能以某种方式反应为身体的各种感知。对古人来说，这显得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关键的身体反应（譬如某些内分泌过程）无论如何也没法被神经直接知觉。所以当我们训练自己的自我感知时，我们到底是在训练什么呢？

这正是我在学习内观时觉得最有趣也最令人困惑的一部分。我可以让自己在进行自我训练时全新投入，却没法在反思它的时候把所有这些理论视为不言自明的道理。——既然内观的推广者总是宣称它并非宗教修行，那它应该能禁得起人们在唯物主义的视角下去审视它才对。但作为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这不是个容易达到的标准。

比方说，一个普通人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因为贪与嗔而产生心理积习，从而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折磨。而修习了内观之后，就会学会不再生成新的积习。但是——这是最有趣的地方——按照内观的学说，当新的积习不再生成时，以往积累下来的积习​就会浮现出表面，给身体带来种种不适。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修习内观的人们总会经历各种奇怪的身体感受乃至痛苦，没关系，这是一个正常的清理自己潜意识的过程。只要时刻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些积习就会不断浮出身体然后消失，直到被彻底清除干净。

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个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很「科学」的说法呢？

三、

如果不去纠结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内观的效果还是相当显而易见的。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实践者（包括我在内）都在开始学习内观后很短的时间里体会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都在学习之后迅速「皈依」了它——至少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把它接纳了下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充满热忱地推广它，放下自己手边的事，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免费服务于禅修中心。考虑到它甚至不是一种宗教，这就更难得可贵了。

可是它其实多少还是有点像宗教——不是在那些概念细节上，而是在它的精神内核上。内观的价值在于对自身欲望和痛苦的消解，不是克制，不是回避，不是无视，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条件反射在近乎于生理的层面上根除掉。对那些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执着所苦的当代人而言，这听起来正是一剂良药。

但这也是某种 leap of faith，需要有去无回的信念作为支撑。归根结底，你需要相信贪和嗔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某种无欲无求的状态才是至高的善。在 S. N. Goenka 老师的禅修课程里，他谈到贪婪导致的没有尽头的痛苦：

一个人追求的并不是那些目标本身，而是得到那些目标的时刻的心理感受。因此，无论他真正得到了什么，他都无法真正满足，因为他总希望能够重复那种心理体验。有了汽车，就想要更新的汽车。有了丰田，就想要奔驰。有了好汽车，还想要直升飞机，想要喷气式大飞机，想要火箭，想要宇宙飞船，想要上月球，想要上火星，想要去别的星系。天空没有止境，欲望也是没有止境的。

这其实是很常见的道理，但我听的时候意识到我并不能完全服膺它。就在 2015 年底，Tesla 第一次作为一家私人公司成功回收了 SpaceX 火箭，人类探索太空的好奇心本来就不会停止。它会带来痛苦么？当然。但我们会停下自己的脚步么？

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的结果并非只是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它同时带来了先进的通讯技术和遥感技术，进而促进农业、材料、交通各个领域的进步，这些福祉的受益人并不只是那些贪婪的亿万富翁而已。

甚至在更具体而微的层次上，这个矛盾也依然存在。内观可以帮助人们在肉体受伤或者精神受到挫折时缓解疼痛，这听起来总是一件好事才对。但是其实今天我们针对大多数简单的生理或心理痛苦早已有了更好的医疗解决方案，我们只是并不希望滥用技术干预而已。为什么呢？

因为痛苦也有它的用处。人们是在痛苦中成长的，它锻炼人的肉体，砥砺人的性格。这里当然有个程度的问题，任何东西都过犹不及。但世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贪婪、恐惧、热血、眼泪，正是这些东西在每个层面上定义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它是我们的本质的一部分。

这正是一个人学习禅修时所要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你可以借助它平静自己的心情，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用一种类似于体育锻炼的态度对待它。但归根结底，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你的贪念、欲望和执着，以换取一颗更平静的心？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它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也许让自己试着面对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禅修这件事最立竿见影的意义吧。

如果你对这门课程感兴趣，还可以阅读下面这两篇前人的经历文章：

奶牛 Denny 的《荒岛十日记》
傅真的《医心》

如果你对内观本身感兴趣，下面这两本中文书是很好的入门读物：
《观呼吸——平静的第一堂课》
《禅悦》

这个课程的网址是 https://www.dhamma.org/zh-HANS/index。

我关于内观这件事的看法见《当我们谈论内观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一文。

一、

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这间大厅，他大概会觉得闯进了一个神秘仪式的现场。屋子里没有窗户，只有微弱的灯光，完全不辨时辰。在这里密密麻麻坐了几十名年龄肤色各异的男子，每个人穿着完全不同的衣服，有不少都看起来和纽约地铁街头的流浪汉别无二致。空气不算难闻，但也很难称得上新鲜。所有人都都闭目噤声，面向讲坛席地而坐。

讲坛上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也在盘膝而坐，面容清癯，微微有些驼背。屋子里仅有的声音来自广播。S. N. Goenka 老师浓重的印度口音正在指示这一节的冥想要点：

不要想像，也不要强求任何感觉。观察。观察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在观察中你会最终发现，所有感知都会随时升起，随时消失。Anicca。Anicca。Anicca。

Anicca 的意思是「无常」，在每天的广播里都这个词要出现无数遍。它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感知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值得执着、排斥或者贪恋。但对一个刚来到这里不久的修习者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种讽刺，因为盘膝打坐的痛苦是如此恒常尖锐，简直是无常的反面。广播里印度口音抑扬顿挫啰嗦聒噪，也令人焦躁不安。但这些想法都只能停留在心里。

这是十天的禁语修行，整个建筑都一片安静。所有人除了和老师私下讨论关于冥想的疑问之外，不能说话，不能讨论，甚至不能交换眼色，因为这样会干扰各自的进度。除此之外的戒律还包括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不能听音乐，不能使用任何复杂的电器。至于手机，最开始的时候就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没收了。

这座禅修中心位于加拿大魁北克山区，只有几栋小楼孤零零地坐落在远离城市的郊外。主楼是卧室和食堂，几个人住一间宿舍，床和床之间用布帘子隔出一点隐私空间出来。每个人自己床头有盏小灯，但大多数时候整间屋子都是一片黑暗，即使白天也是如此。集体打坐的冥想大厅位于几步之遥的另一幢楼。两座楼之间的一小段路和路旁的一个小土坡是这十天时间里仅有的户外自由活动空间。但是室外极冷，又下了大雪，总是见不到什么人在外面活动。

自我记事起，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每天只做这么单调的一件事的经验。即使是大学时的军训都总还有一点操场上的空间。但在这里，每天活动的物理范围不出方圆一百米，时间表完全被预先设定。起床之后，除了吃饭和休息时间都在打坐。我从没觉得每一天显得如此漫长过。

但更重要的是，就连思想也被尽可能收缩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冥想的要义之一就在于以感知代替思考。我们所习惯的大脑运作模式是把所有的感知都尽快识别为结论和内容。在听到了楼上一声椅子挪动的声音之后，正常的大脑自由运作是这样的：

这声音好刺耳，听起来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磨蹭地板的样子，这个人一定很重，我想想住在楼上的都有谁呢？

但恰恰是这些思考自动触发的心理反射导致了人瞬间的爱和憎，贪与嗔，而这正是冥想力图戒除的习性。冥想要求人尽量不要用思考取代感知本身，它希望大脑全力以赴所关注的问题是：

这声音听起来有多响？有多久？有多远？是什么音质？什么音色？

这感知越细腻，就越不容易触发后面的连串心理反射。但这也意味着一个平时活泼热烈自由跳跃的大脑忽然被局限在一个单调的模式上空转，我好几次都发现自己是在靠和自己默默对话来纾缓大脑的压力。几天过去，我已经开始发愁自己怎么才能熬得下去了。

但除此之外，生活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便。日子周而复始，起床，打坐，吃饭，打坐，睡觉。我一天一天数着还有几天就能回到自由世界。第三天开始下了大雪。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天气越来越冷。周围有不少人都得了感冒，打坐时用毛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我却始终夷然无事，每天只穿着短袖打坐，任凭身后的虬髯大汉玩命似的往我的背上打喷嚏。我不无得意地想，看起来自己的身体素质还不错啊。

那时我完全没想到，紧接着事情就会急转直下。

Anicca。

二、

第六夜，我失眠了一整晚。

在此之前几个晚上睡得也并不是很好。在这里，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睡眠问题：首先，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运动量。每天除了坐着就是躺着。其次，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里，大概除了吃饭之外的二十二个小时都是在昏暗或者漆黑中度过的。生物钟非常混乱。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冥想事实上是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活动，只是集中的方式和平时不同罢了。

无论如何，到了第六个晚上，大概某个因素终于跨过了临界点，导致整夜都没有睡着。如果是在家里，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我可以起床吃点东西，洗个热水澡，看电视，听音乐，或者至少看本催眠的书。问题在于，在这里所有条件都不具备，我还要小心翼翼不要发出声音影响到室友，连灯都无法打开。

并不是不困。事实上，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有深沉的睡意袭来，呼吸变得轻柔，意识开始模糊，只要放松一下精神仿佛就能自然而然地滑入睡眠之中。但不知怎的，大脑中偏偏就是有一个力量把睡眠推开，让自己维持在清醒的状态里。

就在一片黑暗之中，我辗转反侧了整整一夜。

到了第七天白天，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让身体更疲劳一点才行。虽然寒冷，我还是在室外的土坡上走了好久。白天也尽量让自己处于光亮的地方。中午有一个小时大家一般用来午睡，而我尽量用来活动自己的身体。到了晚上，困意已经如此明显，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睡意几乎是在躺下之后立刻涌来。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大脑固执地拒绝接受睡觉的指令。这和平时我经历过的失眠完全不同，精神疲惫之极，浑身都仿佛动弹不得，脑海中只有一块区域是清醒的。但它毫不留情地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睡眠的尝试。

等了不知道多久，终于有一股足够丰沛的困倦汹涌而来。而那个清醒的意识好像和其余的身体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样，冷冷地旁观着它。困意试着强行挤入脑海，心脏开始怦怦跳动，越来越快，越来越急，但那个微弱而清醒的意识全然不为所动，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我好像被夹在彼此推挤的两股力量之间一样无所适从，当睡意像大浪一样席卷全身冲向大脑的那一刻，冲突一下子到达了顶峰。什么东西啪的断裂了。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心跳如雷，大口喘着气，额头都是密密的汗。

「发生什么事情了？」过了好一阵我才缓过神来问自己。「我这是走火入魔了么？」

「不，不是。你只是进入睡眠的机制坏掉了。」我默默回答到。

心还在怦怦直跳，我想等它平静下来之后再试一次，虽然并不抱什么希望。问题在于，心跳迟迟没有放缓的迹象。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即使刚才是一场长跑，这么久心脏也该平复了，可它还在急跳着。我按住脉搏估计了一下，大概一分钟一百二十次的样子。

「差不多是减脂心率区间啊，」我没来由地想到。「这么久了，腹部的脂肪都该清空了吧。」

半小时过去了，心还在急跳。

我开始有点害怕了。我心脏一向很好，从未经历过这种又陌生又恐怖的感觉。我对心脏病学近乎一无所知，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是应该静观其变，还是必须作出某种断然处置，更不知道这样一直跳下去会不会导致某种长期性的伤害。

一小时过去了，心还在急跳。

周围一片漆黑寂静，耳边只有自己急促而沉重的心跳声。我坐了起来，手和嘴唇都跟着在轻轻发抖，颈部的动脉涨得发痛。我难以遏制地开始胡思乱想，各种可怕的可能性都开始进入脑海。这是在异国郊外山区里的一个夜晚，外面还下着雪。我举目无亲，也没有交通工具，所有可以求援的人都远在天边，就算我想做什么事，事实上也不知如何着手。万一它不会自己好转呢？万一这是我最后能做点什么努力的机会了呢？

在这个不辨时刻的午夜瞬间，我在一片黑暗里抱膝坐在床头，心槌如战鼓，被巨大的恐惧和无助包裹着。我生平去过天涯海角很多地方，也做过不少挑战极限的事。但性命交关的威胁从未显得离我如此之近过。我忽然想到妈妈，她大概连我究竟是来这里干什么的都弄不清楚。如果我在这里变生不测，她该怎么理解这整件事呢？

三、

至少我得先拿到手机打几个电话，我想。

在午夜找到管理员都睡在什么地方然后把他们唤醒并不太容易。我几经犹豫才说服自己披衣下床，花了不少时间找到了管理员，他又层层找到上级，直到老师也被唤醒。在给每个人把发生了什么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我终于给自己认识的一个医生打了个电话。

医生的意见是最好能做个心电图检查一下，但从我的描述听起来，这很像是功能性的窦性心动过速，没有立即的危险。我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我至少能等到天亮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也还是没有睡着，但是恐惧消失了之后总算是稍稍休息了一下。到了第八天早上，心跳渐渐缓和了下来，比正常还是快一点，但不那么难受了。我和老师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去大厅静坐了，留在宿舍里休息了一早上。

到了下午，除了我事实上已经连续两个通宵没有合眼之外，一切仿佛回到了常态。我甚至饭量还不错，大脑也照常运转，于是我晚上又恢复了打坐。这真是奇怪，我想，这透支的精力是哪来的？不过无论如何，等到晚上睡着了之后就一切都该回复正常了吧。

第八夜依旧整晚没有睡。

我意识到大脑的某些运作方式已经和平时不太一样了。是因为冥想，还是因为两天两夜失眠，或者兼而有之？我完全无法分辨，在这个环境下面也无从仔细探究。没人可以商量，周围所有学员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仍旧各自沉默地起床吃饭打坐睡觉，一如往日。我只能在这个不是特别清醒的状态下设法照顾自己了。

又到了深夜，睡意来了又去，毫无用处。我拿出手机——作为某种特权，我被允许把手机留在手边——打开了一个平时常用来打发无聊时光的小游戏。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平时那种自然而然注意力集中在游戏上的感觉，那种「放不下手机」的上瘾感几乎消失了。我只是在机械的一步步操作游戏而已，大脑，确切说是冥想时的那个「正念」，完全对游戏的乐趣无动于衷。

「这可不行。」我对自己说，「我绝不要成为一个连游戏都不爱玩的人。」

于是我开始全神贯注地玩它，力图找回大脑对那每一步刺激的微小迷恋。用手机反过来「治疗」正念的人，我大概是史上第一个吧。这么做有用么？也许神经并不是这么运作的，不是只要这么反着拧发条就能逆转冥想的效果？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跑来独自面对这一切？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我竭力把这些想法都排除脑海。

到了后半夜连游戏也玩累了，我就起身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着天亮快点来临。

第九天清晨，老师找来了一个医生，给我开了一点有催眠作用的药物，但是仍旧不起作用。我甚至好像比夜间还清醒了些，只是心率始终浮动在七八十次上下。这时离我上次睡眠已近八十个小时过去了，我告诉老师，我这时其实感觉还算正常，但我害怕如果不作出某种明快的处置，晚上还会经历第四个失眠的夜晚，那对我来说就无论如何都是心理上完全无法承受的折磨了。老师说，到了中午正好有一个管理人员有事要开车去一小时车程外的蒙特利尔办事。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搭车离开这里。

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到了蒙特利尔，我找了间酒店入住，洗了一个热水澡跳上床蒙头躺下，然后几乎是一瞬间就落入了睡眠，整整睡了黑沉无梦的四个小时。

醒来之后，天色才刚刚入夜。我到酒店一楼的酒吧点了杯酒，随便吃了点东西。酒保和邻座谈笑自如，我坐在吧台前，恍若隔世。

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禅修要谨慎，否则会有丧命在异国他乡的危险。

不，这当然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每个参加这个禅修课程的人或许都会有一个对它的信心陷入低谷的时刻。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信心危机在头几天就到来了。我大概是因为事先做了一些了解，所以在一开始并没有觉得这种生活非常难于接受。然而到了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我终于开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焦虑之中。

每天打坐，观察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从脚到头，观察，观察，观察，不能做任何别的事，不说话，不阅读，和外界没有任何信息交换——这种生活会积累出巨大的烦躁和气馁来。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通过运动、游戏、争吵乃至发脾气之类的途径来宣泄烦躁。但在这里，所有这些手段都消失了。对付这些烦躁的手段只有冥想本身。而冥想确实能缓解焦虑——正如冥想的理论本身所描述的一样，那些烦躁本身也是一种心理上的痛苦，只要平静而细致地看着它，它就会自行消失，不再折磨心灵。

但它真正消失了么？

无论你是愿意忠实按照内观理论本身来理解人的内心，还是完全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潜意识都是一座巨大的冰山，只有山尖的一小部分能以各种感知的形式被自己意识到，而水面之下是巨大的未知区域。如果一个人完全保持沉默，就没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能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那片场域里唯一观察者是他自己，而甚至他自己的视角也是不公正的，他可能忽略了某些征象，可能受到自己潜意识的掩蔽或者误导，或者根本就陷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幻想之中。只要他不同外界交流，这一切从外表上看起来都毫无区别。

比方说，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是在第五六天才遇到心理上的焦灼的，但也许事实上并非如此呢？也许实际上在第三四天的时候，就有某些变化在心里发生，只是我自己不自知？

这让我想到其余那几十名学员们。他们大多数会顺利完成整个课程，回到现实生活之中。但除非我的心理体质真的非常特殊，否则我可以合理的推断，在这沉默和彼此隔绝的十天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经历了剧烈的、也许两两不同的变化，只是大多数人没有像我一样以某种明显的方式把它投射到外部生活上了而已。这些变化是什么呢？

我当然不是想要危言耸听地得出结论说，冥想会给人造成不可知的伤害。但它确实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让人通过把握和处理意识层面的微弱感知，以达到改造自己潜意识中的神经反射的效果。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机理，人们只是在依赖前人实践中摸索出的朴素经验前行罢了。

这听起来很莽撞？是的。但这本来就是人们在更科学的方法论建立之前了解世界的方式。就在一百年前，Jonas Salk 还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试验小儿麻痹症疫苗，Barry Marshall 还在给自己服用幽门螺杆菌以验证它是胃溃疡的成因。对两千五百年前的人来说，内观冥想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精细和安全的改造自己内心世界的方式了。

脑科学的进展会让我们摆脱这种蒙昧之中跌撞前行的状态么？希望如此。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一定还是会一再有人触发不可捉摸的危险，留下外人未必能见到、甚至自己也未必能够知觉的后果。——也许就只是内心深处一道或深或浅的疤痕而已，也许是什么别的。

正如我所经历的那样。

五、

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里，我和老师聊了聊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老师说：「其实在冥想过程中失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许多人都会遇到这种体验。冥想意味着你的潜意识里不断有 saṅkhāra 被唤醒，浮出身体的表面。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身体会有种种不适，但那是值得的。」（Saṅkhāra 是一个佛教术语，一般被翻译为「行」，它的意思是心理积习，亦即长期积攒的关于贪和嗔的反射。）

「其实作为老师，我也经常在早上醒来时心脏跳得很急很快，那就是每天打坐导致的 saṅkhāra 对我的影响。」他接着说，「我不知道在你的身体里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只要你坚持冥想，它们最终总会被清除干净的。」

我看着他，毫不怀疑他的真诚。对他来说，这就是世界运行的方式，显而易见，不言自明。就像对我来说，他早上醒来心脏急跳很可能只是说明他心脏供血不足一样。我并不觉得科学只是一种宗教，和别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全然平等。但看着这个每日冥想的老人，我意识到对他来说，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世界就够了。

这让我想起《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的末尾。在那里讲述了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一个有谋杀和食人，一个有漂流的老虎。真相只有一个，但你有权选择你要相信哪一个。

「如果下次你还要参加这个课程，你也许可以换一个地址。」在和老师告别时他说。「这个禅修中心是个能量很强的地方，也许对你有所影响。说不定你离开这里之后睡眠很快就恢复了。」

我笑了。我相信如果我离开这里之后真的睡了个好觉，当然不会是因为什么能量，只会是因为换了个环境心态放松了而已。但我只是笑着说：「是啊，也许我在离开这里的汽车上就睡着了。」

「那再好不过了。」他说。

然后我就离开了那里，而他还要接着去主持第九天下午的集体打坐。对他来说，我当然不是一个特殊的学员。我只是在学习冥想的过程中，释放出了太多积攒在内心深处的 saṅkhāra 罢了。我会好起来的，只要继续坚持冥想就行。

如果你问他这十天里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他会告诉你的事。这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你选择相信哪一个呢？

本文不代表我的雇主。

一、

「大众公司在想什么？」

这是今年一月份的美国《Atlantic》杂志一篇文章的标题。去年，大众公司被发现对汽车尾气排放系统大规模造假，在汽车控制软件中植入特定的程序，使得汽车在尾气检测时可以调整参数，把有害气体排放量暂时降低几十倍。这个丑闻一经揭露，几乎把这家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汽车巨头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种规模的作弊不可能是无心之失，需要有自上而下逐级员工和管理层的参与才行。可是除非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公司偏偏集中了一群道德特别低劣的员工，否则正常情况下，所有那些参与作弊的员工们和我们这些义愤填膺的旁观者都是差不多的人。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当类似的丑闻在北京的西北角发生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是特别强烈。我自己就在这个领域工作，丑闻的主角也不是火星上的一家公司，那里的员工和老板就是我的朋友、校友、师长、乃至——理论上完全有可能——我自己。所以当我读到网络上咬牙切齿的怒骂和抨击时，很难不感到某种本质的荒谬感。

这些员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和公司之外的人有同样的网络环境（当然也一样翻墙），受同样的教育，分享同样的舆论，也有同样饱受网络诈骗之苦的年迈父母。很多人会用某一家无法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和它做对比，觉得他们代表了公司价值观的两极。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相当频繁。我们为什么觉得同一批人在两家公司里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操守来呢？

这当然不是替那家公司洗刷清白，但我确实不相信那些批评会有作用。事实上，对这家公司的批评在过去十年里无日无之，但它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这一次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这件事会过去，别的新闻会盖过它。不喜欢这家公司的人还是不喜欢，但这甚至伤不了它的皮毛。它的危机在别处，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在于，外界的批评越激烈——我看到有些文章用到了人血馒头之类的字眼——这些批评就越没有效果。这不是说被批评的对象特别厚颜无耻，只不过他们和我们一样，觉得这些批评是冲着别人去的罢了。当然没有人会去吃一颗摆在自己面前的人血馒头，如果它看起来就是个人血馒头的样子。大家都有常人会有的价值观。

那最后它是被谁吃了呢？

二、

任何有过大型公司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公司里大大小小的决策并不是像电视剧里那样，发生在气氛凝重的高级会议室里，伴随着戏剧性的场面，好像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样。没有什么员工——无论是基层技术员还是中高层经理——会冷不丁碰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问题，伴随着某种道德两难和良心的拷问。「有这么一项业务，会带来 X 亿利润，但是要伤害 Y 条人命，我们做不做？」商业不是这么运作的。

所有的业务都是一点一滴层叠生长出来的，它产生在不经意的对话之中，在文档字里行间的评论里，在邮件的来回抄送之间，以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这不是因为有人要刻意低调隐瞒什么罪恶，而是因为一切看起来都不是罪恶。当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讨论本季度的新业务的时候，他并不是来审查道德问题，而只是来做技术上的判断而已。他也许坐立不安，想着中午该吃什么，他也许还在琢磨为什么手头另一个程序有 bug，这时他听到主讲人问：

「我们的讨论群组每天有千万级的访问量，要不要卖广告变现？」

当然要，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在几个月后的另一次会议上：「这些讨论群组的人工维护成本太高，我们要不要引入网友参与管理？」

这很自然，别的网站的讨论群也都是这么做的。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发现网友自发选出来的群主有的时候不可靠，会搞利益输送，比如把特定的商业推广帖置顶之类。我们要不要把群主这一块管起来？」

很好，这里反正有商业利益，与其让完全匿名的网友挣黑钱，不如让公司透明管理。

再下一次：「有人想要承包这些讨论群，以前就有内部员工私自把它外包出去了，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不如主动把它当成一项业务来做吧，既可以加强管理，还可以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表示异议。他忍不住问：

「那你怎么确定外包出去的人都可靠呢？」

「我们可以加强审查。」

主讲人当然不是在骗他，没有人会真心实意地说「不，我们只要收入，不要审查。」但他知道这审查恐怕会流于形式。这个季度收入增长已经在放缓了，组里受到的压力很大，这种审查就只会更宽松，甚至有可能会主动帮助买家规避审查也说不定。可是要不要继续追问下去呢？对方级别比自己高，是不是私下再问会比较好？会议进程已经落后了。他没再说话。主讲人开始讨论下一项业务了。

这当然是虚拟的场景，但真实的场景其实也不外如此。没有人觉得自己唯利是图，大家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罢了。

这当然不是说一切都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但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公司的员工也的确不是刻意做了什么坏事才让公司变坏的。公司变好才需要努力，变坏并不需要。

好像浓雾中的航船，看起来只偏了一点点而已。没有人看得清——或者想要去看——千万里之外的目标会差了有多远。

三、

1979 年的一天，强生公司的总裁 James Burke 把二十几名高管招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发了一通火。「我们自己还信不信墙上贴着的那些公司信条了？我们首先要满足用户的利益，其次是员工的利益，最后才是股东的利益，这是空话还是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不想真的实现它，就把它从墙上卸掉好了。」

所有公司都有自己纸面上的道德教条，可是只有当员工会发自内心服膺它们，在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实践它们的时候，这些教条才有意义。要员工承认道德价值一点也不难，可是商业究竟是商业，每个人都有业务上的压力需要满足，而道德准则总有和业务需求不尽然相符的时候。坚持道德底线的困难在于，它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要敢于坚持就同时还意味着：

——你要时不时主动和别人争论。这些争论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大义凛然的理由（如果有，反而比较好办），而只是一些微妙的，看不出明确是非对错的争议点。

——别人不会因为你提出异议就选择绕开或者架空你。

——你不担心争论会影响到日后别人在工作上和你的合作。

——你不害怕指出别人或者自己犯的错误。如果公司遭受了损失，你不担心别人会把责任怪罪在你头上。

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确信别人也这么想。

这有多难？或者换个问法，有多少公司能在人数上万的时候还能理直气壮地说，绝大多数员工都能做到这一点？

很显然，没有人真的有胆量不断去挑战自己周围的环境，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共同观念作为后盾，让这么做变成一件政治正确的事。这种共同观念需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一个人大声说出「我们不能伤害用户利益」的时候，他能心安理得，没有后顾之忧，不觉得自己会成为异类受到冷落。一个人面对的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是个人安全感的问题，而价值观的目的就在于能够提供一个的心理上和利益上的保护。只要安全，人们是愿意做得更好的。

但是价值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公司自上而下每日每夜的奖赏与惩罚、接纳与排斥、鼓励与批评之中涓滴凝结出来的。所有员工都可以本能地判断出什么是空话，什么是高调，什么才是公司老板和同事真正在乎的事，然后心照不宣地在所有具体而微的层面上实践它。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汲汲营营地每天琢磨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至少没有人会去做周围的人事实上并不鼓励自己去做的事。这甚至都不能叫做潜规则，只是本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已。

而这个环境一旦形成，几乎没有任何人力可以再去扭转它。来自外界的批评就更不可能了。

四、

1982年，也就是 James Burke 开始努力让强生公司在纸面上的信条重新焕发生机的三年之后，公司收到了一些零星报告，发现自己售出的泰诺可能有极少数被恶意注入了毒素。强生立刻做出了日后被当成现代商业危机处理榜样的反应：公开告知社会相应的危险，所有泰诺下架，三千万瓶药品被召回（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商业召回），承担至少一亿美元的损失以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些决策是自下而上做出的，公司得到消息时 Burke 正在飞机上，当他落地的时候，药品下架的决定已经做好了。

我们真的能够对商业公司做出道德要求么？

在今天，公司和个人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花很短时间办很少手续就开始以公司的名义处理事务。如果我们可以对个人有道德上的期待，那就没有理由对公司失去信心。

但道德无法在愤世嫉俗的环境中生长。如果一个人认为商业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在道德上表现的完美无暇，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他坚信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己首先对自己和同事试图做一只不那么黑的乌鸦的努力嗤之以鼻，觉得那是不接地气不懂国情的天真和愚蠢，那他就不仅仅是放弃了进步的任何可能性，而且是实际上为整体环境的恶化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灰色的乌鸦无法在自然选择中取得竞争优势，天上是不会掉下来一只白乌鸦的。

Burke 因为他在商业和社会公共事业上的贡献在 2000 年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奖章，这是美国政府给公民的最高荣誉。他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好的 CEO 之一。在晚年回忆泰诺危机的时候他说：

「很多人当时觉得我们完了。但事实上，我信任公司，我信任公众对我们做正确的事的反应。」「信任对我来说是一个关于行动的词，它包含了任何你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

丑闻之所以可耻，就在于它摧毁信任。人们不只是不再相信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而已，他们更不相信还有可能追求任何干净和高尚的商业模式，不相信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每个人的互相协助，而非强者控制弱者聚敛金钱和话语权的工具，不相信世界并不是给悲观主义者准备的。——并且连那些最掌握技术的人自己也不再相信了。

那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的开始。
​

不不不，我不是要谈政治。

一、

我曾经也很爱谈政治的，当我在 95 后的一代人现在这么大的年龄里。

那时我在中国最爱谈政治也最有谈政治的自由的大学念书，难免和那里的每个人一样，冲动着要把自己相信的事情急不可耐地告诉全世界。那时互联网还不怎么普及，BBS 算是新生事物，国家还没反应过来如何监管，而校方也还秉持着能不管就不管的百年传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今日想来，恍若隔世。

但重点不是自由，而是时代。那时学校话剧社排的是海子的诗，书店里畅销的是哈耶克的书，同学们聚在宿舍的电脑前面鬼鬼祟祟地看 Carma Hinton 拍摄的纪录片作为自己的历史启蒙课程。国家仿佛正在从蛹中挣脱出来，马上就要展开翅膀。我以为——和很多当时的人一道——我们是站在一条伟大道路的起点上。

要过很久我才能意识到，不是只有我们，而是此前和此后的每一代人都这么相信过。一个走出山村的少年第一次看到磅礴的河流，会认为那河流的方向就是大海的方向。他要在河道里乘风破浪很久，才会明白一条大河会拐多少个弯，而他第一眼看到的只是那曲折道路上完全随机的一个断面罢了。

但人就是这样一种生物，他的观念是如此深刻地被第一次的经验所决定。每个时代都本质地塑造了在那里度过青年时光的一代人，他们未必有兴趣了解此前的历史，却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看得清此后的未来。有些人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挣脱它的影响，更多的人永远不会。

于是当历史的钟摆摆荡起来的时候，人们多少会为自己成年后看到的世界和自己年少时的设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瞠目结舌。五十年前，当一批批穿着绿军装带着红领章的少年男女喊着口号挥着拳头把老舍、傅雷、陈梦家、言慧珠、赵九章这一整批民族的精英逼上自杀绝路的时候，他们当然是真诚地认为未来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等着自己去解放。他们不会想到，二十几年后，他们的孩子们会把自由女神像树立在广场上。而后者当然更无法设想，又过了二十几年，新的孩子们会认为自己何其有幸，生于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正在见证民族的伟大崛起。

这一代代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坚信自己正在推动国家命运的巨轮前进，碾过任何试图螳臂当车的对手。除此之外，一切都南辕北辙。

二、

这当然不是说，历史并无是非可言，一切价值都是虚幻的。

抗战时期的林徽因贫病交加，蜗居在宜宾乡下一隅。年幼的儿子梁从诫问她：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来怎么办。林徽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传统，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但愿意自我牺牲，与民族共存亡是一回事，因为千万里之外的人的观念和自己不同而怒不可遏，誓言要把对方踏在铁蹄之下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后者可能更令人热血沸腾。

如果历史一定有什么宏观上的变化的话，也许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启示。随着技术进步，一个普通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空间上的阻隔来寻找同类，定位敌人。越刺耳的意见越容易得到广泛注意，而一个人可以总是盯住他人最恶意的言论做出激烈的反应，再进一步激发对方更极端的举动。并且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对方挑衅在先，自己只是在被迫保卫自己的底线而已。

于是世界愈发分崩离析，仇恨在不同的人群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跳跃激荡，彼此催化。这些互相敌视的人们大多具有类似的世界观，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正确是世界上最值得捍卫的事，而对方的一切都可以被牺牲。这些人因为正好碰巧生于不同的阵营里而彼此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他们比以往更有能力推动历史激烈湍急地转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再美的事物毁灭起来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以创造未来的名义。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积累和创造需要坚忍的努力，而付诸流水可以只在旦夕之间。所谓历史悲剧，大抵如此。

三、

刘小枫在《记恋冬妮娅》这篇文章里写到过他年轻时代印象深刻的一幕。那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青年的血在中华大地上热烈地流淌着。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按照领袖的指示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头盖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的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像摔了一跤似的疼痛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为什么他会记得这一幕？简单的回答是，因为那是被毫无必要摧折的青春的美。但我们有必要仅仅因为一张漂亮的脸庞而惋惜么？

对几乎所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人来说，冬妮娅也许是唯一给人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正如刘小枫所说的那样，我们「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

但冬妮娅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少女。她是一个象征，代表着一切应当在大节面前舍弃的温存和软弱。她越是让人怜惜，就越映照出革命意志的决绝。当柯察金作为一名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一次见到站在历史洪流对立面上的冬妮娅的时候，他冷漠地说：「没想到你变得这么⋯⋯酸臭。」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虔诚的自我终于取得胜利的一刻。

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才格外讽刺。柯察金所为之奋斗的那一切，包括那场革命，都已经显得荒谬和遥远。他所相信的那个美好世界从未真正实现过。他以为自己知道未来的方向，然后未来抛弃了他。

只有冬妮娅还被人记得。不是因为她伟大，而是因为她身上有着在伟大的名义下被牺牲的那些东西。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浩荡的时代潮流都看起来完全不可阻挡。在春秋大义面前，没有什么个人的价值需要保护，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脆弱值得珍惜。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只要是站在了错误的方向上，顷刻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但当潮水退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下一代人会轻易忘掉这一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新的号角还会响起，新的征程又在脚下展开，他们有自己的未来需要去书写。

如果有人偶尔回望过去，他不会记得那些曾经睥睨山河的号令或者桃花扇底的哀歌，那是已经消逝了的世界。

也许他唯一会记住的，只是那张曾经一瞥而过的，美丽的少女的脸罢了。